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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富才算富?

多富才算“富”?

答案,当然取决于谁在问——而如今,问的人很多。在像伦敦和纽约这样富豪云集的大都市,已经挤进1%富人圈的人常会念叨,每年50万美元(约195万令吉)的日子,感觉就像狄更斯笔下的穷鬼。



在Showtime热播剧“Billions”里,一位身家4000万美元(约1.56亿令吉)、孩子上私立学校、拥有汉普顿度假别墅、养了一匹马和一家慈善机构的对冲基金经理竟然感叹说:“我–!我破产了!”

感谢神秘的私人银行界,真正的答案在这里:2500万美元(约9750万令吉)。

2500万美元的可投资财富。你可以承受这些钱在一个季度、三个季度甚至是一两年时间里深陷亏损,而过得毫不吃力。有了2500万美元,或许,仅仅是或许,你就开始跟富有挂钩了。

贫富差距扩大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富有、高度不平等的时代,这只是踏进富人圈的入场券,而且事实上,只是这个圈子最外围、最低级的一层。



而对地球上大多数人来说,2500万美元是难以想象的财富。对精英私人银行家来说,只能买得起他们的基本服务。

姑且称之为经济舱富人吧。商务舱?1亿美元(约3.9亿令吉)。头等舱?2亿美元(约7.8亿令吉)。私人飞机?也许是10亿美元(约39亿令吉)。

众所周知,有钱与没钱的财富差距,以及有钱和真正有钱的财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市的牛市行情,以及世界各地的私人生意所产生的财富。

还有一个标准至少在金融圈外不那么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些财富在谨慎打理它们的银行家心中有多少分量。

有了2500万美元的可投资财富,或许,仅仅是或许,你就开始跟富有挂钩了。

衡量标准变化大
20年前300万20年后2500万

没有哪位私人银行家会说自己不关心只有“区区”几百万的客户。

与全球许多最富裕家庭打交道的北方信托(Northern Trust Corp)强调说,最近几个季度,一半以上新客户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

但“为了达到最高水平,各公司都已经提高了门槛”,Boston咨询集团全球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布伦特·比尔兹利表示。

过去20年间,衡量富有程度的标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花旗私人银行全球负责人彼得·查林顿于1994年刚刚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300万在整个行业基本上都会被视作超高净值,”他回忆道。

“经过近25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对超高净值的定义已经变成2500万美元。”

按服务需求框定目标客户

财富管理者喜欢根据服务需求,来框定目标客户类型。

举例而言,一对夫妻的财富价值远低于2200万美元(约8580万令吉),且主要投资于分散的股票组合,那么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多花哨的信托和遗产服务,因为继承2200万美元左右无需担心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问题。

如果是拥有遍布多国、涉及不同币种的住宅和资产的家庭,就可能需要更多现金流管理,针对抵押贷款、游艇或飞机的定制化融资,以及以艺术品或投资组合为担保来融资的能力。

将商业利益打包进信托,找顾问作受托人也就可能合情合理。

在拥有投行部门的私人银行,“有时候投行会与私人银行客户合作对公司实施资本重组,或者可能通过出售非核心部门来变现,以便家族成员退出生意,”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的全球机构财富管理部门负责人约翰·达菲表示。

在一家财富管理机构放至少25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拥有这个数目或更多财富的客户往往会与几家公司合作,就能参与到首次公开募股(IPO),投资至少500万美元(约1950万令吉),就能跨国参与私募产品的一道监管障碍。

但这并不代表2500万美元就能敲开所有大门。

富国银行服务于超高净值家庭的阿博特·唐宁业务,需要客户至少有5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或1亿美元净资产。

美国银行的Ascent私人资本管理设定的门槛是7500万美元(约2.93亿令吉)净资产跨代财富。例外总是有的——对世交或有前途的企业家而言。

Suzanne Woolley●彭博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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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硅谷右翼的崛起/陈万诚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硅谷科技巨头们的政治影响力愈发显著。过去,硅谷一向以支持民主党著称,被视为蓝色票仓的重镇。然而,近年来,随着硅谷右翼力量的崛起,一些科技富豪逐步转向共和党阵营。

早在2016年,硅谷投资界的领军人物蒂尔就为特朗普捐赠逾100万美元,这被视为硅谷右转的关键节点。蒂尔的影响力巨大,他的立场逐渐影响了一批硅谷高层富豪,包括马斯克、萨克斯等一系列科技圈重量级人物。这些科技富豪不再仅仅关注产业发展,而是通过资金和社交媒体积极参与政治,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制定,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在这场政治转向背后,经济利益成为了最直接的驱动力。硅谷科技公司对民主党的政策抱有诸多不满,尤其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AI)、税收和移民等方面。以加密货币为例,拜登政府的严监管政策让蒂尔等富豪深感不安。共和党主张放松监管,并允许加密货币捐赠,这一政策契合了科技富豪的诉求,吸引他们将资源投向共和党。

不满监管AI富人加税

人工智能的监管政策也是硅谷右翼与民主党之间的争论焦点。民主党主张严格监管人工智能,以防止技术滥用,而科技富豪则认为这种监管会遏制技术创新。相较而言,美国候任副总统万斯提倡放宽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监管,并因这一立场而被视为“人工智能友好型政客”,受到硅谷科技圈的青睐和支持。为了支持万斯的竞选,蒂尔等人投入了数千万美元,显现出他们对“创新代言人”的认可。

同时,拜登政府的税收政策也让硅谷富豪大为不满。拜登曾提出对富人加税的政策,特别是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这一政策直接威胁到创投界和初创企业的发展。一些创投大佬公开反对此政策,认为这将削弱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的活力,限制美国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这一政策争端让硅谷富豪更倾向支持共和党。

在社交媒体上,硅谷右翼富豪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放大。以马斯克为例,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态支持特朗普,成为特朗普的主要金主之一。富豪们利用社交媒体的效应迅速扩散影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压过了传统的华尔街财团。

特朗普的当选和硅谷右翼的支持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选举合作,而是硅谷富豪对政治格局的一次深度介入。随着科技巨头势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大选中的科技因素将愈加显著,硅谷富豪的政治影响力也可能达到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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