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荒芜的土地可能会生产一些大树，但不足以形成一片森林。

大马有拿督李宗伟般的世界级羽毛球选手，但并没有足够的世界级选手，以形成一个世界冠军球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系统”。

葡萄牙和阿根廷有C.罗纳尔多和梅西般能多次赢得世界最佳球员的足球员，但德国系统才有能力产生足够的人才和良好基础（包括技术专长和团队合作）以便维持最高团队水平，最终赢得足球世界杯。

因此，一个高效率和可持续增长经济的基础，应该是在各个方面都有良好的制度。

在与本篇同栏， 2014年11月与12月的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如图1所示的新分析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中扮演催化剂或平台以便能使“人”，“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关键的作用。

“系统”类似“土壤、环境和根”。如果是个好系统，它会以壮健树枝的形式反映“人”、“科技”与“资金”。

这些分支机构将生产经济增长的果实。

不幸的是，有些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主要系统是无效的，因此没有为全面与可持续增长提供良好的平台。

有两个方面是重塑的首要关注，他们是（一）促使国内公平竞争的需求和（二）减少庞大的政府系统（暂且不讨论这部分）。

新经济政策框架内公平竞争

据官方统计，新经济政策（NEP）在达到20年使用期限后于1990年结束。

然而，随后的政策就像是“旧酒新瓶”或换汤不换药，这使得NEP看似结束，但其内容却永不落幕。 

NEP具有可以被看作是“实用”，而不是“种族主义”的两大目标。

它的第一个目标旨在不分种族地消除贫穷。

第二个目标是重构大马社会，以减少某一种族占据某一行业，并且让马来民族和其他土著群体能在各个方面的经济功能，发挥充分的作用。

尽管看起来偏向马来民族，实际上这第二个目标是公平的。

一般情况下，新经济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其他政策扶持）实际上是基于罗尔斯的福利原则（Rawlsian Welfare Principle），它提倡最大限度地给予最不富裕成员福利，这情形下便是帮助马来民族。

随着马哈迪时代多项私有化被视为一项对新经济政策额外的推动力。

自此，新经济政策有效率地消灭贫穷并整体提升马来民族和土著群体的福利、收入和经济参与。因此，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而经济增长也变得更健康。

以一个中立学术点，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基于罗尔斯系统）是其长寿，给予某族群“无条件”与“无期限”优先权会造成该族群对社会制度的依赖。

依赖附带的便是两项可怕的后果，（一）期望的好处将是无止境的，以及（二）若这个优势没了就会如失去一切般恐惧。

这些都会导致较慢的生产率、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给予政治操纵的机会。

这里最重要的是不要求完全去除这些优先权，但至少使其变成“有条件的”特别待遇，促使区域内和群体间的竞争与协同合作。

借鉴德国统一肯定政策

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的肯定政策（affirmative policy），可以作为历史参考。

当时，德国东部比西德落后。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在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是神圣的（2003年：95 – 101）》强调，德国东部被赋予了很大的优势。

这些优势包括一对一种货币转换率、征税西部，以帮助东部发展计划和工资均等化的努力。

与大马相似，这都是采用罗尔斯的福利制度。

由此，在东部地区（不包括柏林）的工人工资与薪金从西部地区（包括柏林）在1991年的49%，上升至1995年的75%和2000年的77%。

然而，生产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增长变得慢了。 

1991年，东部地区的生产力是西部地区的31%，而1995年的生产力只增长到46%，1997至1998年的生产力则是48%。

同时，1992年至2001年初，在德国东部的失业率比西部地区高出约6%至8%。

此外，巴罗还批评德国政府的转移（将人民从东到西迟缓迁移）和补贴政策（福利系统）。

他认为更多的西方人在西方的高生产效率工作环境内工作会更好地提升工作效率。

这些都反映了工资收敛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强制性实行，但它不能全面改善经济基础（高生产率和低失业率）。

这就像政府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的成年壮树，希望树会如期不断健康成长。

大马生产力落后狮城

说回大马，以福利为名义优先权不应该无条件扩分到生产力低（不分种族）和低附加值的行业，因为它可能会延缓该国经济的长期生产率增长。

如一个马来西亚援助金（BRIM）般未能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程序应该即刻停止。

根据申请者需求与能力为标准提供教育奖学金、研究基金、创业补助金和其他资金支持才是对经济社会又帮助的“有条件”辅助。

大马和新加坡都没有1991年以前的就业者人均生产总值（代理生产率）的数据。

然而，图2显示着在1991年以后（一）新加坡的生产力比大马高出许多，及（二）大马生产力在经济危机时刻如1997/98至2000年和2008年至2010年是非常脆弱的（大幅下降）。

纵观这些年，新加坡工人比在大马的工人生产多达2.5倍至3倍。

图3同样显示着尴尬的对比，新加坡与大马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差别，上升到大马人均生产总值的400%！

换句话说，每个新加坡人的平均产量是每个大马人的五倍。如此一来，大马如何能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的肯定政策和其他发展计划是长期有效性的？

过度保护失竞争力

两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也许能改善现况。

首先是促进一切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范围包含来自政府的福利支持和采购，甚至是为人民提供商业机会。

即使保留土著群体特权，在它们之间建立竞争，也可能对提高效率和生产非常有帮助。

类似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保护本土新企业免受与外国企业竞争，但同时推动国内企业相互竞争。

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曾在其本土行业为变强之前实行经济保护主义。然而，激烈国内竞争的存在可激发行业在国内快速增长。

历史已经证明此解决方案的可行度。大马保护国内产业，但却缺乏竞争。我们本地的航空、汽车和电信行业是否有能力可以与国外的公司竞争？

第二个建议的解决方案看起来很奇怪，但在美国似乎间接地运作着，这是堕胎合法化。

自1991年以来，凶杀和暴力犯罪在美国各大幅下降了44%，财产犯罪率也相对减少了约50％。

约翰多诺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史蒂芬列维特（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堕胎合法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

合法化堕胎的逻辑是，“若那些没被（人工流产）生下来的孩子若生了下来，他们将会更多机会在贫困中长大，并与一位未受高等教育的单亲妈妈一直依靠福利成长”（巴罗，2003：74 – 77）。

减少社会福利负担

这些未出生的孩子也许在将来的15到25年后成为主要罪犯。因此，他们的缺席将在犯罪率下降做出一定的贡献。

这也许还可减少政府社会福利负担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

然而许多人会觉得这方案是极端的，也会有很多基于人道主义理由与实际需要的辩论。

总结

竞争可能是残酷的。适者生存，但是这是文明发展和繁荣的最好系统。

即使是人类基因都会自动选择最佳的基因，以确保我们后代的生存和发展。

另一方面，为纠正太大差距的不平衡，怜悯弱者是需要的。

援助之手（平权行动）能帮助弱小企业或民族发展成壮大，也提供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给予弱小企业或民族无限的怜悯，我们将磨掉了他们的激情和改善的斗志。

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之233

撰文：夏伟文、陈薛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