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2010年提出经济转型计划（ETP）吗？当时距离2020宏愿的目标只有10年，纳吉对此推出上述计划，旨在让国家于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

7年过去了，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提高至4万713令吉，但若用美元计算，只有9630美元。而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其人均GNI必须超过1万2235美元。

高收入国，这个梦还能圆吗？我们的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总是卡在“中等收入陷阱”里？

目标遥远  5症结拖先进后腿

作为大马子民，我们都希望国家繁荣强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收入和生活素质也年年提高。

由此，政府才设立“2020宏愿”目标，让我国届时能成为高收入国。

如今，来到2017年杪，距离2020年还有2年，依照目前的经济和人均收入来看，马来西亚能够在短时间内踏入高收入国的门槛吗？

按照世界银行于今年7月1日的更新定义，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必须达到1万2235美元（约5万1773令吉）。

根据2018财政预算案前夕公布的经济报告书，政府预计今年的人均收入将达4万713令吉，明年进一步攀升至4万2777令吉。

不过，如果按照令吉兑美元汇率现价来算，我国的人均收入却缩水，从2012年的1万38美元减少至去年的8424美元。我国不但没有迈向高收入国，反而渐行渐远。

中等收入陷阱5症结

大马是高度依赖外劳的经济体，且大部分企业都从事传统行业，创新氛围相当低，更不用说高价值或尖端科技领域。

这或许是我国迟迟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不过，除了创新不足，我国还面对哪些阻碍？

这一次，《南洋商报》专访兴业研究经济学家白文春、丰隆投行研究主管兼经济学家徐克宇，以及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点出我国经济架构中的弱点以及解决之道。

1.企业过度依赖外劳

翻阅全球发展史，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科技发展立国，成功朝向发达国家，而不是使用低价且低技术的外劳。只有大马，依赖外劳从事低端工业，拉低整个国家的经济价值链。

徐克宇提到，目前过多企业依赖外劳，阻碍发展，乃至影响国家经济朝向高价值层次，对收入增长毫无帮助。

近30年来，企业对外劳的依赖越来越重，造成运作模式不变，所谓的优势就是员工成本低，即通过大量使用廉价外劳来压缩成本。也就是说，这30年来，我们的强项不是技术，而是“专业”使用外劳。

2.不愿分享营运成果

谈及薪水，徐克宇给出惊人的数据：本地企业赚的每1令吉，只有35%（35仙）是流到员工手上，远远低于企业区域水平。

“这数字在邻国新加坡为45%，台湾与香港介于45%至50%，美国和其他欧洲发达国家高达50%至60%。”

他指出，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低，导致从市场赚取的资本没有均匀的流到市场消费者（员工）手中。

3.缺乏高端技术转移

政府不断重唱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表现如何如何，但那毕竟只是“投资”，重要的是，我国是否有从中承接外来高科技和高价值技术和专业知识？

外来投资的活动，多数只是旨在参与基础建设项目而从中获利，至于是否有技术转移，那就另当别论。技术转移能让我国掌握更多专业技术，提高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大大增加竞争力，最终反映在收入的提高上。

白文春说，一般只有贫国才会积极寻求外资来协助参与国家建设项目。

“目前，政府重视高科技和重工业的态度不如上个世纪90年代热烈，反而专注在包括中国等国外来的投资举动。”

4.工作态度有待加强

谈及亚洲经济奇迹，不得不提到亚洲四小龙，即台湾、韩国、香港及新加坡。这四个经济体在上个世纪表现出惊人的经济跳跃式成长，多多少少关系到当地员工的积极态度。

相较于国内，虽然不少私人领域表现积极，但政府公务员的效率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此，在这大环境下，提倡四小龙的积极精神及高效主义，似乎困难重重。

白文春解释：“如果你留意这几个国家的企业，就会看到员工的工作态度非常积极，他们都很投入工作，这体现出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态度。”

5.人才外流限制发展

迎来外劳，我们却因为国家政策而流失大量人才，失去国家发展的最大驱动力。

白文春指出，那些包括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优先政策，大大限制本地朝向自由市场迈进的潜能。

另一方面，在目前通货膨胀高和市场低迷下，企业说：减少开支维持竞争力；员工则要求：增加在员工和营运效率上的投资，才能维持竞争力。

对于这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建议，哪一方才是对的呢？如此两难，如何让人才留下呢？

突破！突破！突破！

在询问朝向高收入国的至关条件时，3位专家异口同声道出一个重点：突破。

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必须勇于制定革新策略措施，让整个领域朝向创新、自动化及专业化发展。

创新是唯一出路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都高度重视“创新”，因为他们深信，这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要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下生存，创新才是唯一出路。

李兴裕指出，我国大部分企业从事传统行业，虽然创新和高科技行业不是主流，但仍能在基础上创造出高效率工作程序，提高生产力。因此，这里提到的“创新”，不单单指“创新产品”，也是自主研发能大幅度提高企业效率的操作技术。

最好的例子，就是不断在公开场合上提出“产业自动化”论述的顶级手套（TOPGLOV，7113，主板工业产品股）。

顶级手套近年积极走向数字化，已投资感应器和数据收集器材提升生产线，逐渐全面自动化。目前，每天生产线平均所需的员工数量维持在21名，低于8年前的29名，减少幅度近30%。

企业需培训员工

白文春、徐克宇和李兴裕都认为，企业必须要先主动，投资提高生产力，才能在恶劣的营运环境中生存。

李兴裕指出：“国内企业应该趁机享有政府针对‘工业4.0’推出的福利，积极提升生产效率，达到成本减低。”

另一方面，企业也不能对员工吝啬，除了透过加薪和花红大方与员工分享营运成果外，也必须让员工参与培训。

白文春解释，企业不要抱持着培训计划是“为员工的下一家公司培训”的想法，因为这是要与薪酬和奖励计划配合才能解决的问题。

应制定奖励计划

如何提高竞争力？或许只需制定一个诱人的奖励政策就可。李兴裕提到，不少企业正面对员工流动过大的困境，这点可能牵涉到公司没有一套公平且诱人的奖励政策。其实奖励政策对公司和员工来说都是公平的，公司可从中获得提高产能的机会，而员工则可以透过付出的努力得到应有的酬劳。

此外，在奖励政策下，公司也可以制度化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让员工能清晰了解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提高最低薪金制

徐克宇提到，虽然政府提高最低薪金制，试图要企业减少依赖外劳，然而最后弄巧成拙，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外劳，反而让外劳增加收入，让国家流失更多资本。由此，进一步提高最低薪金制，才能加强企业的警觉心，让他们转聘本地员工，以达到留住资金，且提高整体国人收入的目的。

另外，人才也随着薪酬和条件而流动，因此调高薪水能招揽更多人才。

需再推转型政策

政府若要突破目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推出具突破效果的转型政策。

白文春坦承，政府只是一味从事油气和基础建设的投资活动，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直接激励收入表现。政府应将企业转型和创新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轴。近期，似乎看到政府重视工业4.0和创业等相关活动。然而，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这些并没有成为国家发展主轴，而是将公务员的营运开销作为主角，政府仅一味“热忱”于为大选铺路。

提高市场竞争力

白文春认为，除了薪水因素外，国家政策才是导致人才外流的主因。

他以其他亚洲发达国家的例子说明，朝向高收入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市场自由开放竞争。

“政府和企业应该对人才一视同仁，不应有肤色和性别之分，因为唯有人才才能提高竞争力。”

这点可以从亚洲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甚至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看出端倪，至今，这些国家仍对全世界人才保持开放态度，维持经济和技术强国地位。

独家报道:刘颖证

独家报道:刘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