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不受承认
无牌私人学习中心林立
（吉隆坡14日讯）随着越来越多家长把孩子送到私人学习中心就学，教育部促请家长需谨慎视之，因为一些私人学习中心可能持有不合适执照，甚至无牌经营，这些中心发出的文凭也不会被政府认可。
《星报》报道，过去几年私人学习中心蓬勃发展，很多家长规划孩子教育时，更偏向把孩子送往这些中心学习。有些父母是因为这些学习中心的学费比私立学校与国际学校更便宜而这么做。
对于私人学习中心日益增加，教育部指目前注册在该部名下的私人教育机构共有18个组别，包括私立学校、语言中心及补习中心，但并不涵盖私人学习中心。
教育部发言人说，该部认真看待私人学习中心的课题，因为这违反教育法中阐明的提供义务教育。
“有些情况是这些中心持有补习中心执照，但却经营得像是一所学校……我们将根据教育法，采取适当措施对付非法私人学习中心。”
须依法注册
教育部呼吁所有私人教育机构遵照指引与条款，向当局注册。
“若私人教育机构欲进行国际课程教学如国际剑桥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他们必须以国际学校的名义注册。我们不会批准任何以其他形式进行国际课程教学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接投诉彻查
虽然教育部目前尚未掌握到非法学习中心的数据，但当局接获与这类学习中心有关的投诉，并已展开调查。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投诉这类学习中心。根据法律，这些非法机构将会被罚款。”
该部劝请父母送孩子到私人学习中心上学前，需查询该中心的注册资格，以免未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举例，教育部不会承认由这些无牌经营教育机构所发出的任何文凭。
“外交部规定任何欲到海外留学的学生，必须取得教育部认证。”
办国际课程 操作似学校
据了解，这些私人学习中心与我国正规学校的操作类似，惟它们多数是坐落在店铺或商业地区。
相关学生不需穿校服，但必须衣着整齐，上课时间是从早上9点15分至下午4时45分。私人学习中心也会提供课外活动，包括街舞课程、戏剧、歌唱训练等。
与我国教学课程不同的是，私人学习中心的课程属国际教学课程，如IGCSE及剑桥小学教育。这些中心也可让学生以私人考生身分参加我国考试，如大马教育文凭。
巴生谷约百家中心
八打灵再也某学习中心校长黄先生说，随着学习中心数量每年增长，他预计巴生谷一带就有50至100家私人学习中心。
“我相信会出现更多私人学习中心，预计未来5年的增长率约为15%。”
黄先生赞同政府应颁发特殊执照给私人学习中心，后者应该是补习中心及国际学校之间的组别。
“教育部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应该置学生与家长于不顾。每个父母都有权为孩子选择他们想要的教育模式。
“至于那些单纯是想赚钱，而又没有按照正确方法经营的学习中心，他们应停止剥夺孩子的未来。”
学习中心欢迎管治
为了继续发展，不少私人学习中心愿意与教育部一起解决引发的问题。
吉隆坡某私人学习中心学术主任说，他们欢迎教育部的管治，这有助清除由个人成立的私人学习中心，因为后者未必是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建议发特殊执照
她建议政府发出特殊执照给符合标准的学习中心。
“一些大型、有名的学习中心已与教育部洽谈，我们也受邀与政府官员会面协商。”
她指该中心也提出教师与学生比例、最低教学资格、教师执照、消防与安全措施等管制措施的建议。
该中心从2014年的一个班仅有10位学生，至今已招收了300多名学生。
她指事实证明，他们所培养的学生都很优秀，至于把孩子送进学习中心的父母，他们与把孩子送如国民或国际学校的父母一样，都有不同理由。
“这些父母相信学习中心能满足其需求，包括教师对学生的比例较小，让孩子能获得教师关注，以便达到杰出学术表现，同时培养出有礼貌、听话、勇于学习、能运动及有良好沟通的孩子。”
聂纳兹米:非法回收厂老板 威胁执法官孩子阻取缔
聂纳兹米
（吉隆坡6日讯）“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一些非法电子垃圾回收厂的幕后大老板，利用执法官员孩子在学校的视频作为威胁，换取不受对付。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聂纳兹米今日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回答伊斯兰党士兆国会议员祖基尔的附加提问时，揭露此事。
他说，电子垃圾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有些打击电子垃圾执法官员展开取缔行动，不时会接到幕后大老板的视讯通话，向执法人员展示孩子在校上课的视频。
聂纳兹米也说，非法入境电子垃圾至我国的国家，包括拒绝签署巴塞尔公约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例如美国等。
“中国自2019年起更严厉管控’洋垃圾’入境后，更多的废料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等。”
早前，祖基尔在附加提问时说，据他了解，这些非法电子垃圾回收厂幕后大老板都是外籍人士，若不尽快解决，将衍生更多问题。
他也询问目前管控机制对打击非法电子垃圾的有效性，以及有多少名被指与这些不法分子勾结的执法官员被采取纪律行动。
较早前，反贪会扣留涉嫌向电子垃圾回收厂索贿及收贿的5名公务员。
非法工厂与洗黑钱集团有联系
聂纳兹米指出，多数处理电子废料的非法工厂，是由疑似与洗黑钱集团有联系的不法人士所拥有。
他说，当局通过“冒险行动”（Op Hazard）调查发现，这些黑帮涉及电子废料非法工厂的运营，其中甚至有外籍人士运营非法工厂。
他向《新海峡时报》指出，当局调查了30家电子废料非法工厂，发现多数工人是外籍人士或是滥用工作签证的人士。
“这些工厂多数没有地方政府的营业执照，其中一些设在工业区，也有一些设在非工业区，包括保留地、油棕园和森林地区等。”
聂纳兹米表示，我国防止电子废料非法入境的关键挑战，是当局仍依赖随机检查，而并非全面筛查，皆因开箱检查一个货柜的成本高达700令吉。
“此外，我国港口也缺乏检查进口货柜的扫描设备，但这已超出部门的管辖范围。这造成进口商利用海关编码（HS Code）进行虚假申报，同时也存在不符合文件要求的情况。”
他说，政府为加强执法，正考虑为环境局执法人员配备执法摄像机，同时，各相关港口机构包括关税局、港务局和环境局之间的协调工作也在改进中。
“我们正在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巴塞尔公约秘书处、亚洲网络和国际刑警组织，以共享有关疑似向大马港口运输电子废料船只的情报。
“同时，我们也加强与国内单位如警方、职业安全与健康局、消拯局及关税局的合作，通过综合执法行动取缔非法工厂。其他参与机构还包括移民局、土地局、地方政府、各州水务机构和国能公司等。”
聂纳兹米指这些措施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全面打击电子废物非法工厂，因此环境局将继续与警方合作，通过“冒险行动”遏制电子废物的非法进口。
另外，聂纳兹米透露，从2005至2023年期间，全国电子废料产量达到261万8307.30公吨，其中产量最高年份是2020年，达到90万4008.90公吨。
“2023年的产量则达到6万5280.14公吨，与2022年的28万6205.84公吨同比已大幅减少。在2023年，马六甲电子废料产量最高，达到2万6089.68公吨，接着是槟城（1万3004.61公吨）、雪兰莪（6890.02公吨）和森美兰（6833.05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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