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美国大选后的亚洲之行中我造访了香港、深圳、北京和新加坡，而看到的却只有否认。从全球股市飙升中得到了启发的亚洲人正想方设法去无视国内外的各类问题，希望它们能凭空消失。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而在面临这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之际，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前景进行正面宣传的力度。股市情绪的改善成为了我与人交流时的首要话题——截至10月8日，沪深300指数较9月13日的低点上涨了35%。

然而这种（现已部分回落的）反弹完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股市信号也敢信？

当然股市一直背负着释放错误信号的骂名。这在熊市中尤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打趣说股市“预测了（美国）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

日本股市臭名昭著的“死猫反弹”更是一个典型案例：在1989年12月至1998年9月期间，日经225指数在累计下跌66%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四次平均幅度达34%的反弹。

尽管如此，中国人依然将近期的股市上涨视为最新刺激计划即将引发强劲经济复苏的证据。

警告成为禁忌

这种与日本的对比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我与一位中国高级监管官员的对话尤为令人沮丧。

他承认对房地产和股市剧烈下跌、不断累积的债务、初步显现的通缩迹象、生产率低迷和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感到担忧。但当我指出这些都是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典型特征时，这位官员迅速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我并未提及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上一位“中国权威人士”发出的警告：中国可能陷入类似日本的困境。我也没有提到温家宝总理2007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精准描述。

不局限于中国

尽管多年来在中国反复提到过这些观点，但这次我选择保持沉默。或许我仍在为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被组织者禁止发言感到不快——他们只想听“中国好故事”。

然而这波亚洲否认潮里可不只有中国不愿承认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鉴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并一再重申）要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分别征收高达20%和60%的关税，但令我尤为吃惊的是亚洲倾向于忽视这一承诺落实后可能带来的贸易冲击的负面后果。

亚洲对此的普遍看法是特朗普只是在虚张声势以争取尽早达成协议，毕竟他在2018-2019年的第一次对华关税战中就采取过类似手段，并在2020年最终签署了效果不佳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期待习特会

在当前的经济疲软状态下，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将比当时更加顺服。

亚洲各地都在热议可能在2025年初举办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认为这将为另一次美中协议铺平道路。

这让人回想起了2017年的情景。当时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峰会，在海湖庄园和北京举行了豪华晚宴。

被紫禁城的历史氛围所深深打动的特朗普充满温情地对习近平说：“我对你感到无比亲近。”

许多人预计他们将抓住一个高光时刻去再次迅速达成协议，或者至少启动可能达成协议的进程。

香港再次伟大？

亚洲的记忆显然相当短暂。当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杯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一份关于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301条款报告——这份报告随后成为了特朗普2018-2019年关税议程的蓝本。

尽管场面热烈，紧随2017年峰会之后的却是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贸易战——这与那些痴迷于交易的亚洲乐观主义者所设想的不太一样。

这种否认同样在香港展现得淋漓尽致。距我在《金融时报》发表备受争议的《我只能痛心地说香港已经完了》一文已过去了九个月。

在恒生指数出现类似于沪深300指数那种反弹的背景下我被屡次问及是否改变了看法。当我重申对二月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大问题——香港与疲软的中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中美冲突的夹击，以及2019年示威后日益灰暗的政治氛围的忧虑时，我那些彬彬有礼的东道主们翻了翻白眼。其中一人甚至送了我一顶印有“让香港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棒球帽。

我一直都采用一种类似心理学的框架来诊断美中对抗，认为其具有典型的相互依赖特征。

而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们则提醒了我在此次亚洲之行中所目睹的另一点：否认是人类最强大的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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