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王夕子

张子枫饰演的《我的姐姐》讲述20出头、始终受家人轻视的姐姐，在父母双亡后被迫承担起扶养弟弟责任，女性全面牺牲自我的结局引爆两极化反应。

4月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似乎再一次向观众证明，与中国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生存发展相关的众多议题即将成为某种“不可说”。

其“不可说”之处，不在于这些针对女性群体生存现状的话题成为舆论层面的禁忌，或是被选择性地遗忘，而是一旦这些话题走入公众视野引发讨论，便不可避免地引发比想像中更严重的群体内部撕裂甚至对立，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也往往正负相抵，使得一切原本对维护女性权益、促进女性解放的讨论走向无可奈何的争辩。

《我的姐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由新人导演殷若昕执导、编剧游晓颖编剧的新片在上映之初便口碑两极分化，于评分网站“豆瓣”上4星、5星的好评与1星、2星差评齐飞，使得它的观众评分在短短数日之内便由一开始的7.9分下跌至目前的7.1分，并且这种颓势还在持续。

儿如宝女如草

有部分观众抱怨，《我的姐姐》作为一部由女性编导制作、以“姐姐”作为主角的电影，却呈现出一种“令女性观众如生吞苍蝇一般”的不适观感。

这种观感集中体现于本片的结局。《我的姐姐》讲述20出头、父母因意外双亡的女孩安然（张子枫饰），被迫承担起扶养自己“血缘上的弟弟”责任的故事。之所以是“血缘上的弟弟”，在于安然与家人关系长期不睦，她和相差十几岁的弟弟不仅在此之前形同路人，甚至安然心中还怀抱着对于父母及弟弟的强烈不满及怨恨——安然父母视儿子如珍如宝，而对女儿的生活与未来丝毫不在意。

为了获得二胎的准生资格，他们不惜让安然假扮一个瘸子；为了让女儿早日“赚钱养家”，他们修改了安然的高考志愿，将她留在家乡读护理，将来“当个护士”。

这一切似乎都奠定了安然在家庭中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牺牲品的地位。

安然在大学期间靠自己打工餬口，计划在未来考研去北京，彻底摆脱故乡的一切，为自己而活，但当弟弟被迫成为她人生中一个再也无法忽略的存在时，“姐姐”也成为安然生命里难以避开的角色选择。

女主角“屈服”让观众愤怒

名为“我的姐姐”的本片着力描写的重点之一，是主人公安然与“姐姐”这一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安然经历了从被迫到主动、从忍受到接受、从扮演到“成为”姐姐的过程。

在影片最后，原本坚定不移地要将弟弟送去领养、自己远走高飞的安然，在面对一份来自“土豪”家庭的领养协议时，最终没有落笔签字，带着弟弟离开。

虽然这一结局被编剧、导演二人解释为“开放式结局”，但部分观众却认为这当中已经充满了对于定论的暗示，安然最终会选择让弟弟进入自己的生活，而她原本“去北京实现自我”的计划也必定会因此而改变。

这令观众感到愤怒：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原本有强烈独立愿望的新时代女性，最终却因为弟弟改变了人生方向，这是否意味着家庭关系对女性自主意志的磨蚀和异化？21世纪的女孩，还会如此心甘情愿地为家庭、为弟弟、为本不愿承担的情感包袱而牺牲自己吗？

编导倾向女性自主选择

编剧游晓颖说：“落笔落在那，是想说姐姐在不拒绝爱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至于怎么选，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支持，而不是一种支配。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

游晓颖认为，之所以结局是开放的，正在于原本一心脱离原生家庭的安然最终证实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个选择，将血肉亲情的“爱”和远走高飞的“未来”和“自由”置于同一个水平线上。

编导在片中安插了不少细节，用以证明看似对原生家庭“恨之入骨”的安然，内心同时存在着对亲人关爱的期待，在过去的20余年中，安然从未直言过对于“亲情”这一份她似乎从未得到的精神支持的需要，但又始终难以掩饰自己的渴望。

因此，最终她将弟弟纳入自己的人生，是某种自我和解和抚慰的体现。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编导二人直言，无意以此片来“教导”女性，而是“支持”女性摒除外界压力，自主自然地对自己的个人命运作出选择。

观众：应摆脱束缚

当然，这番说法并未能说服对电影结局怀抱强烈不满的观众。

他们认为，这只是编导二人在合理化自己的屈服，影片呈现出的所谓“支持”实际上是消极的，创作者应该支持女性更勇敢地摆脱束缚，而非以“支持自主选择”的名义纵容女性向自我牺牲、甘于奉献的社会规范妥协。

同时，影片中还为安然和弟弟设置了明显的对照组，即安然的父亲和姑妈这对姐弟，以上一代“姐姐为弟弟牺牲一切”（放弃升学资格、提早工作扶养弟弟等）的无言悲剧和关于“套娃不是要套在同一个套里”的讨论，暗示观众，安然的结局不会如姑妈一般，而是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这也是观众对于安然放弃将弟弟送养的选择感到不解的主要原因。

从自我调适到社会认同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安然与二胎弟弟、与原生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还有种种争斗，是否一定只能被放置在性别的论述体系中，而被解读成为性别不公？

综观全片，虽然创作者力图以各种情节及细节设定来强化观众对于女性权益受害、地位低下等等社会现状的认知，但主人公安然的命运，正如编导二人所述，始终处于个人价值实现的矛盾之中。

她既痛恨家人的忽视，又渴望家人的认同；她既想要通过离家来重写的命运，又不得不被迫接受自己在家庭中“姐姐”的身分。

为了维持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家庭关系，个体是否应该为此作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又要到何处为止？

如何平衡自己在不同环境中的角色，形成不同层面的自我及社会认同，是安然身为一个“社会人”需要考虑的命题，而这个命题甚至与性别无关，而更具有普适性。

当然，在关于性别的争论日益甚嚣尘上的当下，《我的姐姐》及其衍生话题的出现，依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讨论间的碰撞，往往会带来想像不到的进步，即使是看似“不可说”的性别议题，也一定将是如此。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