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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大屠杀 美中的幕后角力

报道:黄杰、黄宇翔

2000年,大概是“9·30大屠杀”最接近“平反”的一年。

时任印尼总统瓦希德公开向受害者的家属致歉,并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他同时允许人们历史研究1965年的事件。但是,他的道歉并非是官方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声明,因此对于很多家属来说是不足够的。

即使是这样,对一些曾经参与过屠杀“共产党人”的宗教组织回教教士联合会来说,这样的道歉已经是超越了它们的底线,引起强烈反弹。

同年,人民协商会议草拟了一份“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法案,该法案直到4年后才获得通过,因为委员会成员委任的问题一直争持不休。

直到2006年委员会要成立之时,又有非政府组织提出司法审核,因为委员会规定了对于加害人不可以作出任何刑责,只需要道歉即可。

国家宪法法院此时介入,取消了整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事件又重新归零回到起点,可见重新打开这个话题对印尼来说是相当敏感的一件事。

禁违反国家历史主线

当1998年苏哈多政权和他的反共“新秩序”崩溃,民间讨论“9·30事件”渐渐解冻。除了有现任执政党克服灾难部主任里卡的《成为印共孩子是我的荣幸》,还有现任印尼文化总监希尔玛·法里德搜集的口述历史《永无止境的一年》。

纪录片方面,还有Chris Hilton导演的《Shadow Play》。至今约有11部关于1965年大屠杀的影片曾经面世。

骤眼看来,这好像说明1965年历史已经“解封”,但其实不然。由于“新秩序”禁令仍在,所以即使国家允许民间讨论大屠杀,但是违反国家历史主线的作品仍不得出版。例如不可以质疑印共是否有意策划军事政变。

其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罗萨出版的《大规模屠杀的借口》就因为提供了另类假设,说一切都有可能是苏哈多自导自演的夺权戏,而被禁止在印尼贩卖。

美暗中支持反共分子

另外,跟台湾的白色恐怖一样,其“平反”大多集中于“冤假错案”的问题,也就是说被误以为是共产党人而遭到“私了”。但是对于真正的“印尼共产党内”成员呢?这样的杀害他们是否公允?大部分的作品都不愿意提及,避之则吉。

其实说白了就是国家愿意在维持反共的大前提下,分化受害者之间的相联性,只为冤假错案平反,而无视大多数被杀的印尼共产党成员,忽略了国家暴力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若对于苦难的根源从来没有正视,那么苦难并没有真正远去。

随着近年美国国务院越来越多解密档案,尤其是2017年通过“国家安全档案”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成立的“国家档案解密中心”,将3万页资料解密,当中39页与印尼“9·30事件”有关,皆是1964至1968年间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传回美国的机密资料。

根据《纽约时报》的解读,美国官员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反对“9·30事件”的行为,甚至为这场屠杀的背后势力鼓掌,而当中部分电报直接指向苏哈多下令大规模处决怀疑共产党的人。

而事实上在“9·30事件”前,美国就曾秘密资助印尼反苏卡诺政府分子,希望渗透到印尼的陆军系统当中,而在事件发生后,美国中情局(CIA)也为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长达5000人的印共领袖名单,可见美国至少在事件后积极支持苏哈多政权。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颜永铭也指出,客观上“9·30和美国全球战略是吻合的,美国和苏哈多政权可以合作”,但是否“勾结”、“共谋”,仍待进一步的档案解密。

中共援助苏卡诺政权

至于中国,出于红色革命的友谊、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关系,中共一直对印尼苏卡诺政权提供援助,直到1965年。而在“9·30政变”事发前的8月5日,根据中国外交部档案,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也向毛泽东透露了这次政变行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陶沫在《中国与9·30运动》一文中提到,中国一直鼓励印共以武装夺取政权。由此可见,在9·30事件中隐约可见大国博弈、冷战对抗的影子,尽管仍没有确切证据。

清洗苏卡诺主义

对于像1965年这样的大屠杀的官方叙事,正是今天印尼左翼极力争夺的一个战场。

印尼文化总监希尔玛·法里德曾经是积极的社会运动参与者,以他多年的社运经验,不无感慨地说:“印尼之所以无法成为一个国家,依旧是活在殖民体系之中,除了是它欠缺对未来的构想以外,更是因为民族解放的想象遭受到清洗。”而这个清洗,指的当然就是9·30大屠杀。因为共产党人和他们结盟的“苏卡诺主义”遭受到全面的清洗。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印尼总统办公室特别顾问Oji的说法,印尼左派今天为了避讳已经很少自称是左派或是共产主义者了,取而代之的是“苏卡诺主义”:一个象征民族统一的信念。

尤其是在万隆,大大小小的文化场所之中都会印有国父苏卡诺的图样,因为万隆是他的发迹之地,也是今天“苏卡诺主义”最盛行的地方,日经新闻网曾经报道,佐科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在奉行苏卡诺主义。

当今印尼政坛,事实上主要力量就包括苏卡诺之女创立、佐科领导的“斗争派民主党”以及军事强人苏哈多女婿普拉博沃领导的“大印尼行动党”,两人两度在总统选举对垒。

每周四集会盼转型正义

“9·30事件”后长达32年的苏哈多时代,相关悼念活动都不能举行,直到1998年苏哈多秩序崩溃后出现改变,包括“9·30事件”、“1998学生运动”相关的受害者和家属这些年来,固定发起周四集会,每周都在总统府对面、民族纪念碑的广场,带着黑色雨伞和罹难者照片静默游行,要求政府调查国家暴力对人权侵害的历史,至今已集会600多次,现时因为疫情就转向网上集会,都反映民间一直具有寻求“真相与和解”、“转型正义”的盼望。

“真相与和解”曾经是佐科竞选连任总统的应许,但随着疫情骤起,以及佐科险胜的教训,似乎重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进入“真相与和解”的深水区“9·30事件”、“1998印尼排华”变得遥遥无期。

印尼在佐科执政前,就曾两度召开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分别是在2007年及2016年。佐科的努力限于国家暴力对人命虐杀的层次,但不见得具有重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尝试,除了去年年底路透社报道印尼官方有这样的意愿外,及后疫情至今都不见有相关的动作。

军方代表多次强调相关杀戮具有必要,佐科第一届任期的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在2016年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相信50万被认为是亲共人士而被杀的,都是理应被杀。

现任总统佐科为了折衷管治,在2019年连任后也把苏哈多前女婿普拉博沃吸纳到执政联盟当中,并给予国防部长之位。对于佐科第二任期会否推动“转型正义”呢?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颜永铭、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系高级讲师锺武凌都异口同声不表乐观。

防触及军方旧势力

颜永铭说:“佐科当初竞选时,开出的菜单琳琅满目,但一路跌跌撞撞,边做边学,他连任之后把精力放在迁都上,对这些抽象的价值不是很在意,第二个任期他应该根本不会做这些事,而是把自己视为拼经济的工程师。”

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系高级讲师锺武凌也说,“总统佐科为了稳住自己的势力,肯定不会触怒军方或亲苏哈多的政治旧势力,而重启有关和解委员会肯定会牵涉到揭露军方或政治旧势力涉及‘9·30事件’”,因此认为佐科不具有推动印尼“转型正义”的决心。

推动“转型正义”不乐观

今年同样也是印尼建国75周年,在6月份举行的75周年建国纪念活动当中,佐科展望印尼在25年后进入“已发展国家”的行列,而现代文明国家无疑需要建立在对“人道价值”的尊重之上,对于过去国家暴力对人权的侵害予以纠明,尽管佐科政权之下相关禁忌渐渐有解冻迹象,但“9·30事件”虽然过去了55年,“转型正义”恐怕仍迟迟难到,“真相与和解”的阳光仍难照耀“千岛之国”的土地上。 

印尼民间零星谈9·30

印尼民间以网上论坛或新书分享会,打破言论禁忌。

印尼“9·30事件”经已55年,在苏哈多军政府执政32年期间,“新秩序”的压迫下,民间相关讨论被压抑已久,左派也很难具有生存空间。

《亚洲周刊》专访了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学系高级讲师锺武凌,谈谈印尼民间现时对“9·30事件”的了解,以及民间左翼人士的生存状况,以下为采访摘要:

今年9月30日是印尼“9·30事件”的55周年,在苏哈多“新秩序”崩溃以后,一直有民间力量要求平反,寻找“真相与和解”,现时印尼民间对于重审“9·30事件”的呼声如何?

目前印尼仍有社运人或民间组织要求政府平反“9·30事件”,只是他们的呼声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零星。目前他们主要是以网上论坛或新书分享会的方式讨论此事。

办网上论坛或新书分享会

例如一个叫“Young Scholars 1965”的民间讨论小组在9月29日举办一场关于“9·30事件”网上论坛。

另外,印尼著名旅英作家马尔菁淑贞不久前出了一本以“9·30事件”为主题的印尼文小说,题目为Dari dalam Kubur(暂译为《从坟墓内》)。

她的父亲是左派人士,曾在1966年未经审讯的情况下被苏哈多政府监禁长达两年半。

起初马尔菁淑贞打算交由印尼大型出版社兼书局Gramedia出版该小说,但由于Gramedia担心会引起争论,因此想删除一些部分。

马尔菁淑贞反对出版社这么做,因此改变主意,交由一间叫Marjin Kiri的独立出版社出版该著作。

新一代难觅历史真相

在印尼社会普遍对于“9·30事件”的了解如何?没有经历过当年事件的新一代了解相关历史吗?

目前,大部分印尼人还是认为“9·30事件”是由印共所发动的政变,之后的大屠杀完全是印共咎由自取,这是因为这正是苏哈多时代政府不断对人民所作的政治宣传。

除了一部分有参与讨论“9·30事件”的活动或有阅读相关书籍的年轻人外,没经历过当年事件的新一代大部分都不了解相关历史。

现时“共产党”、“共产主义”在印尼仍是禁忌,相关左翼人士、持“社会主义”政见者在印尼的生存状况如何?

相关左翼人士和持“社会主义”政见者大部分都没机会担任公务员,特别是如果他们本身或他们的至亲曾在1965至1966年被监禁的话。目前他们当中有的活跃于民间组织,如印尼泗水Medayu Agung民间图书馆的创办人黄金辉。

印尼泗水另一名左翼人士也是相当活跃的社运人,他叫温忠孝。他也是一名公开的男同性恋,1987年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同性恋平权组织GAYa Nusantara。

他本身以及其至亲都不曾于1965至1966年被监禁,但由于其父亲思想左倾,因此自小就深受影响。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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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55周年 印尼平反真相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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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55周年 印尼平反真相遥无期

作者:黄杰、黄宇翔

印尼9·30大屠杀55周年,“真相与和解”仍遥遥无期。1965年印尼发生军方事变,苏哈多取代苏卡诺掌政后,允许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及左派人士,估计50万人遇害,包括不少华人。

印尼虽然已民主化逾20年,“9·30事件”仍是敏感禁区,现任总统佐科虽被视为“进步派”,但需面对国内强大保守宗教势力,有关9·30事件的“转型正义”仍充满悬念。

1965年发生的印尼“9·30事件”(印尼大屠杀)是印尼近代历史无法回避的转折点,是国家暴力对人权的严重戕害,大规模残暴杀害印尼左派,当地华人也受到池鱼之殃,是印尼历史上极黑暗的一页,更是印尼由亲苏走向亲美的分水岭。

时隔55年,印尼已由军政府年代转向文人政权,自1998年后渐渐走向民主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召开过两次,但都未触及历史的“深水区”——9·30事件。

佐科平反 选举险败

现任的佐科政权以“进步派”自居,在他任内,相关历史禁区有一定程度开放,5年前,半官方组织“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就在印尼破天荒举办了9·30事件的民间研讨会,佐科也下令彻查当年屠杀的地点。

然而,事件从未获得真正平反,佐科的“进步派”形象也引来是“共产党”的谣言,更在一年前的选举中险些被军方拉下马,使佐科的改革如履薄冰,还有重重障碍需要跨越。

9·30事件虽然时隔55周年,然而历史却未曾远去。平反?不平反?依然是印尼政治走向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印尼民主能否立基于“真相与和解”之上的奠基石,假如一个民族不能真诚地面对历史,也难以昂首挺胸地走向未来。

尽管时隔55年,9·30事件许多细节仍然未曾清晰,光是有多少人被无辜杀害就众说纷耘,死亡人数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的估算都有,一般认为屠杀人数在50万之谱,是印尼建国后最严重的屠杀事件,是大规模针对左派的屠杀行动。直至现在,9·30事件如何发生、幕后主事者为谁,由于缺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追寻,许多细节仍然不明确。

苏卡诺“大印尼主义”

让我们回到1965年,苏卡诺身为印尼国父,当时确实有明显的亲苏迹象,苏卡诺在1945年领导印尼独立,其创办的1955年万隆会议引发无数第三世界国家举起枪枝进行独立战争、摆脱殖民地,对帝国主义打击甚大。

苏卡诺甚至亲自接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他共同建立了“和平共处五原则”,是实践上完成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所以说苏卡诺“亲(中)共”也实不为过。

苏卡诺一直主张“大印尼主义”,把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都视为印尼的一部分,更支持砂拉越以当地华人为主的共产党游击队,而在外交上也参与领导“不结盟运动”。

在美国当时方兴未艾的围堵战略中,印尼更是位处1951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岛链”战略的重要一环,更可能通过“大印尼主义”,把作为第一岛链的马来亚收归旗下,苏卡诺的外交战略无疑是美国无法接受,也在印尼国内引起巨大争议。

政变起源藏5说法

印尼共产党(PKI)在苏卡诺亲苏的背景下发展迅速,是世界规模第三大的共产党,成员有300多万,而共产党的发展无疑也抵触了印尼民族主义者、回教徒的情绪。

在9·30事件前,两方积怨已深,随时就爆发大规模冲突。

关于“9·30政变”的起源,至今仍是众说纷耘,印尼国内外相关论述有20多种专著及数百篇相关文章,莫衷一是。市面上至少有下列5种说法:

第一,由印共所导演,也就是印尼现时的主流说法;

第二,由苏卡诺导演,或至少他事前知道翁东(温东、Untung Syamsuri)中校将绑架及杀害右翼将领的计划;

第三,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导演,旨在把苏卡诺拉下台,80年代解密资料显示,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米伦就曾在60年代初达成要“除去苏卡诺”的密约,因为他被认为对东南亚稳定不利;

第四,政变是因为军中右翼将领与左倾中级军官之间矛盾所引发,苏卡诺本人也相信这种说法;

第五,由苏哈多所导演,持这种观点的除曾遭到迫害的印共及其支持者外,也有多位西方学者同意此说。

9·30政变由谁导演仍未知,5种说法都有漏洞。但显而易见,印共仰赖着苏卡诺的保护,没有动机也没有理由推翻苏卡诺政权。

然而,政变中,共产党员翁东中校绑架及杀害右翼将领却是事实,在1965年10月1日的凌晨,翁东中校指挥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7位将领,并将雅尼中将为首的6名将领杀害。

而政变的结果则是苏哈多掌管军权,并下令民众可以任意杀害怀疑潜在的亲共分子和印尼共产党员,其中大量女权主义者、在爪哇岛的阿甘班人以及华裔被集体屠杀。

大屠杀非针对华人

在华人世界中,9·30大屠杀经常都会被说成是排华大屠杀,但是这不完全是史实。

实际上那场疯狂的民间械斗,是针对任何潜在的亲左派人士,而刚好华人和红色中国的联系较深或是单纯比较富有而已。所以实际上9·30事件是针对所有潜在“左派”,而不是只华人,相反华人被杀的在整场屠杀中只是少数。

专门研究印尼华侨、东南亚政治的马来亚大学东亚研究学系高级讲师、曾着有《后苏哈多时代的印尼华人:民主化与少数族裔》的锺武凌,援引Robert Cribb & Charles A. Coppel在《不曾存在的种族清洗:解释1965至1966年印尼反华屠杀的迷思》说道:“严格来说,9·30事件并非一场排华运动大屠杀,这是因为在高达200万名被杀害的印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中,土著占了大多数,而华人只占大约两千名。”

华裔印尼籍社会学家陈玉兰也有著作支持这个说法。然而,这当然都是根据现有资料整理的答案,倘若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全面调查,数字可能会有出入。

总体而言,9·30大屠杀是针对左派,而非针对华人的屠杀则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以“反共”之名“私了”

在这场灭绝人性的民斗大屠杀之中,邻居们对仇人手起刀落,以“反共”之名进行“私了”,而这一切恰恰都是被政权允许甚至是鼓吹的。

这场大屠杀由9·30政变的“震央”雅加达开始,然后逐渐蔓延到共产党势力强大的中爪哇,再到峇厘岛,也有零星的冲突事件在苏门答腊岛发生。

这场大屠杀学界普遍估计有大约50万人直接死亡,1966至1976年间则有160至180万人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捕,许多人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亡,前后受害人数达到200多万。而在1965年的印尼,人口也仅有1亿人左右,这是印尼史无前例的人道浩劫,2%人口被杀或关押,放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

成美在亚洲“卫星国家”

苏哈多亦在清算左派以后成功夺权,开始独裁统治长达32年,也开始了印尼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卫星国家的时代。

金融上,苏哈多马上飞去纽约参加“印尼投资大会”,出售天然资源;产业上,印尼成为了日本汽车业的代工厂,恰如一个新殖民地。

直到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印尼时还引起千人暴动、焚烧日制汽车的马拉里(Malari)事件。苏哈多夺权、印尼变色,是美国“围堵政策”重要的一环,作为围堵红色世界的“第二岛链”。

不能言说的禁忌

可是,以上叙述在印尼的教科书或是国家档案中从未出现。在国家的表述当中,他们单纯的描述9·30政变然后就假装之后的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对于印尼的80后、90后来说,他们唯一知道历史的线索就是10月1日的“神圣独立日”,当天学校会升旗庆祝国家“打败了共产主义”。

而对于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这算是最卑微的一种悼念方式了。有一些家属会煞有介事的在家门前挥扬印尼的国旗,以最低调的方式向死者致敬。可以说整个1965至1966年大屠杀在印尼依然是一种不能言说的禁忌。

用“印共”假消息巩固政权

在苏哈多掌权的32年间,他马上开始打造一个印共尝试夺权而被他成功英勇救国的神话,大量的传播有关“印共”的虚假消息。每年的10月1日,都会强行在学校、在国家电视台中播放共产主义恶行的影片。

政治立场左倾的印尼文化总监助理尼拉·乌塔米说到:“即使是当年的自己,看到共产党人的恶行都会深恶痛绝,在学校看了一次影片后回家再在电视台上再看一遍。简直觉得苏哈多就是救国英雄。”

1966年,苏哈多还将共产党定为非法政党。这样的“政治清洗”活动至今都还没有停止,也没有人勇敢走出来挑战这个50多年的禁忌,更没有人愿意提到55年前那场血腥大屠杀。仿佛这是印尼民族一层不能揭开的疮疤,背后就是赤红色的印记。

“官方历史”不容挑战

就算偶尔有学者勇于站出来挑战官方的历史,如1994年出版的《受灾之灵》和1995年出版的《黄自达传:苏卡诺的助理》尝试为苏卡诺辩护和提出美国有份参与1965年大屠杀的证据,但是很快就被印尼总检察长禁印。

类似的案例在1980、1990年代的印尼也有数宗,证明苏哈多政权是严格的管制有关1965年事件的任何诠释的,为的就是保持他在1965年成为“救国英雄”的形象和其政权的管治合法性。

直到1992年,Iwan Gardono Sudjatmiko才出版了首份关于1965年大屠杀的论文,但是印尼文化总监希尔玛·法里德称:“这份论文之所以可以获得出版,是因为它认同了苏哈多政权的叙事。它认为民斗‘私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印尼共产党在历史上是失败和错误的一方。”

但是,这份论文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官方许可的叙述承认1965年曾经发生民众“私了”屠杀的行为,这份论文虽然是认同这些行为,或认为其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它承认了有这样的行为发生过。

连杀6将防政变

苏哈多一天反控局势

“9·30事件”是指1965年9月30日晚间至10月1日凌晨在印尼发生的事变,由印尼总统卫队队长翁东(温东)中校率领的部队杀害6名将领。10月1日早晨7时,翁东透过印尼广播电台宣布他所执行的“9·30运动”是陆军内部组织,目的是为了保护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

被逮捕和杀害的将领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将领委员会”成员,企图于印尼10月5日建军日当天对苏卡诺发动政变。

翁东所采取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是为了阻止这批将领可能发动的政变。

广播电台发布的同时,由苏哈多中将率领的战略后备部队开始驱散翁东所率领的部队。该行动不到一天就宣告结束,苏哈多迅速控制局面。

苏哈多随即指控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也指控中国牵涉其中,还鼓动各地区的回教徒攻击印尼共产党及其隶属组织。从1965年10月开始大约半年时间里的反共大屠杀估计杀害了至少50万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者左派人士,其中不少是华人。

苏哈多掌权后也实施高压排华政策。

明日预告:美国与中国的幕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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