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上篇）

报道：毛峰

日本第四波冠病疫情袭来，迄今逾65万人确诊，1万1000多人死亡，背后原因是官僚系统失误，体制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程式主义。日本全国检测人数不到总人口一成，未能找到病毒的隐密性源头和传播链，疫情严重的大阪地区医疗资源严重紧缺，医疗系统面临崩塌，很多大阪确诊病人没有医院病床收留，只有回家等死，也让日本医疗与治理神话破灭，辜负全球最高素质的国民期望，情何以堪。

曾经被世界称为全球公共卫生“优等生”的日本在防控冠病疫情的国际大考中一再失误，导致第四波疫情大爆发，并第三次进入政府宣布疫情“紧急事态”，且将延长至5月底，东京奥运是否能如期举行还是未知之数。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亚洲唯一跻身世界先进七国之列的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疫情防控却交出了最差的答卷，每10万人平均冠病感染者高达485.3人，是中国的66倍，韩国的1.99倍，澳洲的4.1倍。

日本每10万人冠病死亡平均人数为8.26人，分别是中韩澳的24.2倍、2.29倍和2.31倍。

作为目前冠病“克星”的疫苗，3个月来日本的接种率仅有2.3%，其中完成两次接种的则只有0.87%；全国优先接种老人平均只有0.2%。面对不堪的防疫，自觉自律的日本民众也按捺不住被三度折腾的疲惫悲情。

日本社会也质疑如此温水煮青蛙式的被动防疫，怎么能赢得今7月安全举办东京奥运的主动？日本有效防疫抗疫，新路在何方？

待救护车46小时才入院

载着冠病患者的救护车在大阪的街道上闪着红灯疾驶，结果却因医院病床爆满难以收治，患者苦苦在救护车中等待46小时53分，才终于住进医院。仅今年4月中一周内，大阪确诊者在救护车无奈等待超过6个小时的个案就有20件。

目前大阪冠病重症者超过390人，而全部医院的重症病床只有337张，救命救急重症治疗事实上突破极限。而提供给轻中症冠病患者入院治疗的近2000张病床则基本告满，作为新确诊且需入院治疗的轻中症患者，每10人中约有一人可能入院，而排队等候入院的冠病患者超过3200人。

此外，还有1万3000多名患者只能居家疗养，1700多人在宾馆等设施内疗养。

重症激增大阪成重灾区

大阪市立十三市民医院院长西口幸雄向记者表示，由于大阪冠病变种病毒急速传播，造成重症化人数激增。作为大阪拥有最多共70张冠病治疗病床的医院，这家医院曾在一天内新增10个患者。目前还有80多名患者排队等待入院。

近畿大学病院院长东田有智表示，作为南大阪医疗急救中心，为了应对急速扩大的变种冠病重症者，只能想方设法增加2张ICU重症病床。

截至5月12日，大阪一个月内就有20天单日新增确诊超过1000人，累计确诊近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700人，5月11日单日死亡55人创新高。

根据日本政府有关每百万人的死亡资料统计显示，大阪府为19.6人，惨状高于印度的15.5人、墨西哥的16.2人、美国的14.5人。大阪成为日本第四波疫情大爆发的重灾区。

日本5月8日确诊者高达7246人，再创1月16日以来新高；其中更有北海道、福冈、爱知、熊本等14个地区确诊人数达到历史之最。兵库县神户市一家养老院近期爆发大规模集体感染，4月中旬至今已有97名入院老人和36名工作人员因相互感染而确诊，其中25名入住老人病情恶化又不能及时获得治疗而在养老院去世。大阪府新近有18人因未能及时入院而在家或宾馆死亡。东京都则有8名居家隔离患者也因病情恶化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第三次延长紧急事态

面对第四波冠病在全国迅速蔓延的严峻局面，日本首相菅义伟5月7日晚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原定4月25日至5月11日的“紧急事态宣言”延长到5月31日。延长紧急事态的除东京、京都、大阪、兵库4个都府县（相当于省级）外，还新增爱知与福冈两县。

同时延长的还有继续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冲绳等7个县，并追加北海道、三重、岐阜3个地区。这也是日本自去年4月以来第三次针对疫情发布并延长“紧急事态宣言”。

无实质防疫对策引民怨

《亚洲周刊》调查中发现，事实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紧急事态宣言”，因为未能采取从根本上抑制或防控日本的疫情举措，从而导致民众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袭来时被动的无奈。

从去年4月11日第一波冠病疫情单日最多确诊的720人，到8月7日第二波疫情单日最多时近1600人，日本依靠民众的高度自觉自律与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基本上将疫情控制在感染状况4个等级中的最低等级。

然而在第二波疫情刚有收束、尚未真正收效之际，新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却急于主导推行“Go To Travel”及“Go To Eat”计划，通过补贴部分住宿旅费和发放消费优惠券，鼓励大批民众出游和饮食以刺激消费，诱发第三波疫情大爆发，又只能被迫再度宣布防控疫情的“紧急事态宣言”，让日本国民第一次在自律自觉不外出中过新年。

然而，第三波疫情在今年1月8日单日确诊人数直逼8000大关，令人大惊失色，疫情状态骤然升级，医疗病床及治疗拉响警报。

此间，日本政府在针对外国人入境等口岸对策上也掉以轻心，措施不严。当世界冠病发生多种变异感染传播之际，日本却没有从严把好“口岸防控关”，从而叠加造成了日本第四波疫情大爆发且势头凶猛。

据最新的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有68%受众对菅义伟政府的防疫举措表示不满，肯定的只有23%。对菅义伟政权的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为46%。

5月10日，面对日本多个地区出现疫情第四波的爆发式扩大状况，日本全国知事（省长）会召开线上会议，对菅义伟政府至今未拿出有效对策爆发不满与愤怒。其中围绕目的是防止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运用，菅义伟政府的消极姿态与判断滞后对策不力遭到知事们集中炮轰，表达了对菅义伟政府应对措施的强烈不满。

重返二战儿童战斗情景？

5月11日，日本知名出版社宝岛社罕见地在《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3家早报上刊登两大整版企业广告。

该“广告”以二战时参加用竹棍代枪进行战斗训练的儿童照片为背景，配上了犀利的“广告语”：“既没疫苗，也没有药物。难道叫我们用竹枪对抗（冠病）？这样下去，将被政治杀害。我们被骗了。这一年，到底是怎样的一年？我们要自肃到什么时候。这场忍耐大会，是时候结束了。不要找各种理由借口了。光让我们忍耐了，结果什么也没变好。现在，是该表达悲愤的时刻了”。

宝岛社的“广告”既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在抗疫上严重失误失策的愤怒，更从实质上揭示了日本民众在疫情中的悲情。此举也在日本社交网路引发热烈反响，称广告说出了民众的心里话。

至于为何造成如今的严峻情况，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在防疫抗疫中不仅失策而且重大失误。也就是从疫情爆发之初，就没有把防范控制疫情的根本手段——PCR检测作为重要目标并全力以赴。

检测不力疫苗研发滞后

据《亚洲周刊》了解，疫情爆发至5月8日，日本全国的PCR检测总人数为1296万多件，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造成了实际上难以真正控制“隐性感染源”，而只能不断利用国民自律自觉来“强化防疫”，只是治标不治本。一次又一次让日本民众“自我隔离”和“自我防范”，也令民众产生疲惫感与不满。

从去年第一次到今年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期间的5月1日作比较，今年无论从羽田、千岁机场，还是东京、大阪、京都、兵库等主要车站，还有跨地区的流动人数，均出现了较去年增加至少三成甚至翻倍的情况。

“五一”黄金周期间，东京到外省的人流平均比去年同期增加2倍以上，大阪到外省的平均增加了1.8倍。这显示民众再也不接受政府要求而被动的自我约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众自主自我防疫对抗政府无能无策防疫的“抗体”，令第四波疫情蔓延更加趋于失控。

另一方面就是在疫苗开发与接种上的滞后，号称医疗技术大国的日本至今开发不出国产冠病疫苗。日本盐野义制药公司社长手代木功表示，美英等国在疫苗研发上一直是以国家级水准对相关企业给予资金支援，日本缺乏这种条件，研发基础条件就迟于美英。

据《亚洲周刊》了解，日本疫苗研发落后于美英等国，还因为日本政府与制药企业的“现实主义”。日本国内的疫苗市场只有大约1400亿日元（下同，约52.7亿令吉），仅占整个医药市场10万亿中的1%，而且一半以上的疫苗是从海外进口的。

不良反应诉讼风险高

通常情况下，从疫苗开发到商业化需要多年时间，且无法预测目标传染病在疫苗成功开发时的流行程度。而在选择一种疫苗进行常规接种之前，还需要几年时间，因不良反应而引起诉讼的风险很高，所以安全审查很严格。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拥有较高的疫苗开发技术，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政府在一系列诉讼中败诉，由此日本政府和制药公司都不愿意开发疫苗，导致日本在此次疫情爆发中没有自己疫苗的被动。

尽管如此，目前日本也有5家企业在加紧研发冠病疫苗，包括一家新创建的药物研发风险投资公司AnGes，这也是第一个与大阪大学和其他机构合作开发疫苗的公司。此外还有4家制药骨干公司，包括盐野义制药、第一三共、ID Pharma和KM Biologics，也在开发冠病疫苗。

日本政府已决定总共提供至少3000亿元给予支援，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日本企业研发的冠病疫苗将何时投入实际使用。由此，日本政府现在主要采购的是美国辉瑞疫苗，首先提供有关医务人员和3600万名65岁以上人群接种。

推接种菅义伟夸海口

或许是痛定思痛，亦或是幡然悔悟，菅义伟在5月7日记者会上表示：“疫苗是对抗感染的关键，我们必须加速进行疫苗接种，同时必须阻止感染的蔓延。我将领导实施这两项战略工作，带头加快接种疫苗的步伐。”

他强调：恢复日常生活的平静取决于有多少人可以接种。在每天接种一百万剂的目标下，政府将尽其所能，确保所有希望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在7月底前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菅义伟提出每天接种100万人的目标，语出惊人，意味着这是他赌上政治生命的背水一战。但日本舆论和众多专家表示，此举可能只是菅义伟政权为了配合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而夸口的目标，实际难以实现。

首先，日本现有3600万65岁以上老人，分布在全国1700个地方政府中，尽管菅义伟表示已收到1000个地方政府“可以完成目标”的回答，但还有700个地方政府却表示，这样的接种目标完成不了。

其次，日本专门应对疫情的医务人员在长期抗疫中进入超负荷工作状态，医护资源早已告急。尽管政府要求防卫省派出部队医护官，在东京与大阪建立集中接种站，设定一天接种1万人的目标，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能挖掘和动员出更多民间医护人员参与协助，并深入到全国各地设点注射，一天接种100万人难乎其难。

疫情是天灾人祸

此外，日本官僚体制条块分割，到处都充斥着各自为政的程式主义以及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主义，这些都是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推行疫苗的障碍。

自今年2月中日本开始向3600万老年人群开放接种冠病疫苗以来，至今完成一次接种的总人数只有33万1000多人，完成二次接种仅仅只有1万人。如此“慢郎中”的接种方法要在2个月内突飞猛进，除非日本出现奇迹，否则可能吗？

日本政治评论家山井和则表示，从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到第四波疫情汹涌而来，都显示出是日本政府不断的失策失误，才让民众陷入反反覆覆的困难中，这与其说疫情是天灾，不如说是一定程度上的人祸。日本民众对政府不应做的所作所为，和应该做的无所作为，有着越来越多的无奈与失望。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