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在《女招待的悲哀》的剧作者中，是一名咖啡店里的“女招待”。所谓的“女招待”，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服务消费者，而是给予有钱有权的男性一次特别性“招待”。

李英厌恶一些侨胞沉溺于“钱”与“色”的享乐，对于中国祖国毫无关心。她决定和同样流落在南洋的年轻诗人白湖，一起回到中国祖国的怀抱，为革命奋斗。结果，最终他俩被送到牢里，无法身体力行为祖国战斗，但是，他俩的心却犹如冲破牢狱，继续与黑暗势力战斗。

马宁在他的剧作中，大力宣扬时代新女性的精神。除了李英，在《大学生与姨太太》中的白悲音，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的教育程度，却当了某经理的姨太太。然而，李英的手里，却一直捧着《妇女与社会》这本书，希望唤醒妇女参与社会的改革。她鼓动大学毕业的侄儿——杨大浪，从沉溺在失恋的爱情中走出谷底，再次拥抱爱情和做一个敢于为社会担当的男人。

李英和白湖，白悲音和杨大浪，这一对又一对的情人，在马宁的剧作中，将“爱”进化到更高的层次，将“战斗员”的精神注入，把对社会的“战斗”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剧本的创作，希望在黑暗的制度下，能一直扮演瞄着敌人眼睛的角色，重塑马来亚侨民精神面貌，展开斗争化的意志力。

马宁作为“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的主要推手，以身作则为马来亚贡献了以上四部剧作。他打破了过去写作剧本的传统，将马华戏剧发展带入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战前的马华戏剧，在剧本创作上从“开通民智、针砭社会、移风易俗”，转向将瞄头指向黑暗势力的进攻。值得一提的是，剧作上尽管如何慷慨激昂要侨胞从马来亚社会环境的困苦中解放出来，华侨不但没有把马来亚作为自己的祖国，反而加强了侨胞的中国民族身分认同和国家效忠精神。

此外，华侨在马来亚不但不接受其他种族的同化，而且还壮大了华侨教育的发展，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关心中国的灾情和受难同胞，无论思想或情感，也依然向着中国。即使有过一阵“马来亚的文艺呼声”，但很快地，又被当下的中国和马来亚时局所掩盖。侨民对于中国的思想与情感的体现，在剧团的创办宗旨、剧本创作和舞台上的表现，皆能深刻的反映。

“新兴戏剧”带给马华戏剧的发展，在剧作上关心马来亚在地、时间和人，无非是唤醒侨胞民族团结向英殖民帝国主义反抗，免受洋鬼子的欺侮，建构不屈的“中国魂”。由此可见，马华戏剧的“中国戏剧”元素，此时依然巩固。

透过话剧唤醒自觉

1937年，救亡中国的号角一响起，全马侨胞不约而同地组织话剧团，透过话剧赋予的使命，即“技艺救国，声色救灾”，再一次地唤醒华侨对民族和国家的自觉性。对于马华戏剧工作者而言，难度和挑战更加巨大。

在剧本创作中，首先，延续初期借用中国历史故事和人物来唤起侨胞思想的题材，已经不合时宜；其次，“提高智识、移风易俗、针砭社会”的戏剧功能剧作，无法满足侨胞的欲望；第三，“新兴戏剧”的反民族被压迫和反帝主义的主题，也不够铿锵有力地应付当下时局的需要。

马华剧作需要的是什么？马来亚华社，希望剧本能够唤起侨胞精神总动员的“抗战戏剧”，也就是“国防戏剧”，即“就是负起教育大众，组织大众走向抗战的使命，去粉碎敌人的野心和一切封建遗孽”。（见剑光著，《对业余剧团的一点意见》，收录于《南洋商报》，1937年4月10日，第22版）

中华民族和中国祖国面临危机下，马来亚的华侨华人，夹在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以及日本人在马来亚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威胁。侨胞必须把握时局，拿捏与解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种种问题和困境，重新调整步伐和心理，来面对更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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