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8年1月出版的《随笔·满庭芳》，全书89篇随笔，内容大致上可分为五大类（这是我主观的看法，也许其中有些归类会流于牵强或不正确，也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儿歌与顽童顺口溜〉也可归入作者所住过的地方类）：

第一类写人物，涉及国外与国外的人物，共计32篇，占全书的百分之36的最大比例：

描述国外人物共19篇。

在〈中国的文人〉里，作者谈及鲁迅、林语堂、沈从文、老舍、田汉、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都有他独特的见地。作者慨叹“星移物换”，以致有人建议换除鲁迅的范文。作者认为林语堂的文章的确是一流的，其写短句的主张，很多作家都受影响。其弟周作人，晚年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写成《知堂回想录》（在〈商余〉连载年余），“但他早年不肯听胡适之劝离开北平，成了汉奸，是他一生中的污点”。

当年曾有人主张，必须有7种著作面世，才称得上是作家。曹雪芹、吴承恩、沈从文等知名作家都不符合这个条件。有些人只因一两句诗句，而传颂千古。而且，文人往往以夸张的笔调，去描写或形容人、物与事。〈文人多大炮？〉一文，说明文人的大炮总不比政治人物的厉害。孙中山因说了一句“驱除鞑虏，建立共和”而得了个“孙大炮”的名号，且挺着这门大炮，跑遍了半个世纪。作者的结论是：“大炮有时候就是梦想的别名。厉害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有这些梦的人，如果能积极追求，失败了也很了不起”。

说胡适与殷海光恩怨

〈胡适与殷海光〉主要说明胡适与殷海光的恩怨是因“思想上的尖锐冲突”而起，后者认为前者意志软弱，容易妥协。胡适对雷震的入狱，不曾尽力营救。作者对殷海光有关论述自由民主方面的表现，给予嘉奖。

余光中曾被李敖骂过，更被陈应鼓骂到狗血淋头，说他散播颓废意识、传播色情主义、宣扬流亡心态、鼓吹崇洋意识。余光中较后期回归传统，作者认为“他的回归，更多是他在文学认知上从‘过客’转身为‘归人’的结果”。余光中给自己一个“浪子回头”的绰号，他承认本身从早年的标新立异回到后来的返璞归真。作者的总结：“余光中已慨乎言之，虽然他回归传统，但他‘采矿’的技术更加娴熟了。这有点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无论如何，一个作家写过的东西，未必件件皆精品，但真文学是骂不倒的”。

记述国内人物共13篇。

作者在〈小忆方北方〉文中比较了马华文坛3位老将的风格：“原上草沉默寡言，作风低调，所以他在文坛的激情，只表现在大马作协初创时期。而方老是入世的，任务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扛上肩。韦晕则奉行‘蚯蚓哲学’，喜欢不为人知地默默耕耘。”当一群文友提到《娘惹与峇峇》电影版权的事情，方北方只是苦笑，但大家心里明白，“是严俊坑了他”，一个穷教员，怎能与一家财雄势大的电影公司打官司？

〈小记原上草〉一文，作者记述几位文友发现原上草得病，“那时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病”。原上草的遗言是“离别是一种痛苦”，这“反映了他热爱家人、热爱人生、热爱他的写作事业”。

关于韦晕，作者在〈快枪手韦晕〉里 开头便指出“韦晕当过兵，说他是快枪手，并不是说他枪法如神，而是说他写文章很快”。他也记述韦晕记性强，写作能够不翻查资料，又经常一笔到底，不加修改。晚年时，韦晕不再写小说，而多写散文和游记。他在死前的几年，杰伦问他近况，他断然回答“在等死”。作者的按语是“老人家有老人家的执著，也反映老人家的晚年也不尽是很快乐”。

书写人生经历回忆

第二类是作者人生经历的回忆、感想、反响或反刍，共有30篇，占全书第二大的比例，达34% 。这些篇章，大部分是作者的人生经历，经过发酵，发之为文，是经验累积的结晶，具有不少哲理 。

〈白发苍苍的记性〉里，他说到人老了，感到寂寞是免不了的，但老人要有自知之明，江湖之事最好不要插手，让年轻侠客去替天行道。不过，在〈放下，谁放得下？〉里，却说幸好大部分的人都放不下，世界上才有“阴晴圆缺的天和悲欢离合的人”，作者举孙中山和秋瑾为例，强调“就因为大多数的人放不下，所以世间才有丰富的人生故事流传”。这两篇文章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其实并无冲突。〈梦里不知身是客〉，作者的体验是“有梦则短，无梦则长”。国家领袖有梦，年轻人有绮梦，有些人总希望别人做“白日梦”。作者劝世人定要承认自己毕竟是个“过客”，“那些生活在梦里的人，才觉得自己是主人”。〈人生无处不战场〉，是作者在2016年动了前列腺手术，住院数天的感悟。人生在世几十年，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应付不同的挑战。日后，他须全力去应对的主战场将是治理健康。

书写居住以曾访地方

第三类写地方，包括作者目前居住或以前居住过以及到过的地方，一共16篇，占全书的18 %。作者虽不是在玲珑出生，但他和家人在那儿住了二十多年，有不少儿时的回忆。他的长篇小说《小城恨事》就以玲珑为背景（见〈多少玲珑旧事〉）。玲珑多广西人，作者由玲珑想到中国的广西，尤其是南宁的蓬勃发展（见〈广西人与玲珑仔〉）。比起玲珑，作者对于后来才搬去住的哥文宁，可写的事物就平淡得多了。不过，他在那地方所写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往往在稿末注名“稿于哥文宁诚”，让读者对不甚闻名的该地有所认识。

关于作者到过的地方6篇。作者对沙巴的根地咬情有独钟，特地为它写了两篇随笔。根地咬位于山区的一个盆地，地势相当高。有点儿畏高的作者不免兴起这样的感想：“这段山路，山高清凉，即使日正当中，路面也不时有浓雾笼罩，周遭景色，比云顶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在这篇山区盖个’山顶大娱乐场‘，沙巴和砂拉越人还需要山长水远去云顶玩吗？”

原籍广东四会的作者，2013年回乡，让他对四会有更多的了解，更让他体验到“来到祖先地，看到锺姓人，感到特别亲切。也许在族谱树上，我们真是直系亲戚；即使不是，他们也是我在四会的亲人。吃过家乡饭，饮过家乡水，也算不虚此行。 ”（〈铿铿四会行〉）

书写与文学有关事情

第四类写与文学有关的事情（当然，谈人物当中的一些篇章也与文学有关），总计9篇，占全书约10%。

〈革命文学与历史文学〉和〈老鼠·餐鼠·硕鼠〉两篇比较引起我的兴趣。作者阅读《驼铃漫笔》而兴起写〈革命文学与历史文学〉的念头。作者以为，历史小说肯定不能当作是事实来看待；“硬革命”与“软革命”则是相辅相成。革命文学客观存在，作用也显着。“否定革命文学，或者否定革命文学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这方面有所坚持的人，真的是使人难以相信。”至于〈老鼠·餐鼠·硕鼠〉，则是作者由一般的老鼠想到“餐鼠”（餐馆“养”的老鼠），再联想到《诗经》里头的〈硕鼠〉。“……其实，这是古代人民（或奴隶）不满贪婪统治者只顾挥霍民膏民脂，不顾人民死活所发出的控诉和反抗之声。大肥鼠吃得脑满肠肥，人民却三餐不继，你说，人民是不是要造反？”

书写华教和政治

第五类写华教和政治，只得两篇，占全书百分之2%，是比例最低的。〈太子党与外戚政治〉作者根据中国历史，引经据典，认为太子党在继承政治权威上，事半功倍；太子党介入政治或其他领域，结果好坏不一。至于外戚干政，经常会祸国殃民。他说：“太子党如果是人才，抹杀其政治才能或经济才能，是不公平的。假如他们上位后，能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那不是很好吗？可惜的是，我们这里的太子党，有这方面才能的寥寥无几”。作者显然是对我国的政治趋势有感而发，论点可谓中肯。

〈何苦逼董总跳海〉写关丹中学的两大疑团引起华社议论纷纷。作者以李鸿章和日本伊藤博文就战败国赔款割让台湾谈判为例，说明董总必须步步为营，不可犯大错，因为“有关当局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董总犯大错误”。他同意董总署理主席所说“董总输不起”：“因为一输，对60所华文独中的深远影响难以估计。关中可以考的试还很多，何苦要逼董总去跳海呢？”。

作者在〈后记〉中这样交代：“有几篇关于政经文教的，读起来似乎有一些正气，想想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出书了，就把它们也编进去，以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关心；表达立场也好，仅仅是作为纪念也无妨。”

有人说，字如其人；也有人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个性与为人，往往不经意地在其文章中流露出来。锺夏田君给人的印象是率直，外冷内热，不想讲话的时候，可以一直抱持缄默；但在一些场合，却又会畅所欲言，吐露心中的想法，间中出言幽默，有点儿不羁，且含“咸湿”（风流）语句。《满庭芳》里，有好些这样的例子，如〈春·迎春·谑春〉、〈吃喝的季节〉、〈现代爷爷启示录〉。为了更恰当的表达其思想，他会用到方言，特别是广东话或客家话，〈我的朋友——象〉是最好的例子。

文学反映生活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句话，用在《满庭芳》这部书也很恰当。作者的故事、人物涵盖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美洲等地，不论是本身经历、阅读或听闻所得，或借题发挥，或加以引申，娓娓道来，却信而有征，看来不太费力，实则是多年写作所积聚的功力有以致之，并无侥幸。读者读了或发聋振聩，或发出会心一笑，各有所得。

由于作者与《南洋商报》的关系密切，书中有不少篇章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与该报有关，所谓斗转星移，今非昔比，让人对该报的极大转变，不胜唏嘘。

笔者唯一觉得书中不足的，是作者对国内的时事，特别是教育和政治方面着笔不多，而有些篇章（如〈商人奇遇〉、〈吴岸小印象〉）是可以不编进书里的。其次，作者若能将89篇作品分类，相信对读者或搞文史者有所帮助。

作者年过七十，又因得病，或多或少会影响他日后的写作计划（他原有几个未完成的写作计划，见〈最长的一年〉）。我们都希望他的病能早日根治，也希望他尽量表现得乐观些。他在书末的〈后记〉不也说心态对一个人很重要吗？“如果心态摆得正，若不能打败对手，至少能与它和平共存”。

(注： 2018年4月29日上午11时在吉隆坡十五碑雪隆兴安会馆举行“锺夏田新书《满庭芳》推介礼”，主持人为拿督翁清玉。本文为笔者对该书的评论文章，不曾发表。另两位点评人为杰伦和赖观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