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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尊荣以先,必有谦卑

去年上半年,一篇文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流传开来,题目是〈哈佛教授: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民族特征,却让他们屹立至今〉。文章写到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一位名叫大卫查普曼的教授,在一次讲座中称中国人是一个勇于抗争的民族。比如在面对洪水时,西方人选择躲在诺亚方舟里,中国人则是战胜了洪水(大禹治水);当有一座大山挡在面前,中国人就要把山搬开(愚公移山);当天上有9个太阳,酷热难耐,中国人就要把太阳射下来(后羿射日)。最后作者总结道,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这种不畏惧神也不倚靠神的精神,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的信仰。毫无疑问,这样的文章当然会得到中国网民的热捧。

不过很快就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哈佛大学并没有一个叫大卫查普曼的神学教授。文章所配的照片是一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这位教授表示自己从来没写过这篇文章。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底的假新闻。因此到了2017年6月,网民的回应也大多从兴奋激动转为批评和不解。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好文章,为什么非要说是取自美国名牌大学教授的观点呢?或许文章的真实作者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底气,就打上外国教授的名号来给自己壮胆。这也确实反应了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类似于学者教授之类的社会名流所发表的看法,应该比市井小民所说的更有道理”。 



不过我所关注的焦点,是内容本身的合理性。作者说世上其它的文明都相信有神,唯有中国是不畏惧神的;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之久,就是靠着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这些观点合理吗?其实大有问题!

一样相信有神

首先,中华文明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独树一帜”,而是和其它各国文明一样相信有神的。翻开《史记》、《山海经》一类的古籍,你会发现上古时期的华夏大地,就和古希腊一样,充满了各种人与神灵之间的传说。比如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提到愚公的精神感动天帝,后者于是差遣神灵帮愚公挪走两座大山。在后羿射日的传说中,那被射下来的9个太阳都是天帝的子嗣。后羿本人还从王母娘娘那里取来不死仙丹,不过被他的妻子嫦娥偷吃,结果飞到月亮上去。如果天帝不开恩,愚公不能实现移山的心愿;如果天帝偏袒自己的孩子,他难道没有能力报复后羿吗?作者怎么可以一面引用中国历史上的神话传说,一面又言之凿凿的说中国人不信神、不倚靠神呢? 

其次,不论这些人物究竟是纯属虚构还是确有其人,他们所展现的精神和魅力都令我这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但说句公道话,我不认为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这些古文明中记载的英雄人物,会在任何方面输给中国的英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亚当是所有人的先祖。我们虽然有不同种族和文化,但都有相同的人性和罪性,都有上帝的形象,都有对公义和真理的追求。 

第三,当作者被狂热的民族主义蒙蔽了双眼,他(/她)对与基督教信仰息息相关的西方文明就充满无知和偏见。作者抬高大禹,贬低诺亚,但事实又如何呢?相传大禹疏通水道,泄洪入海,用了13年才消除了中原地区洪水泛滥的现象。成功治水的大禹真的强过躲在方舟里的诺亚吗?按照《圣经》所记,上帝为了审判犯罪的人类而降下洪水,但命令唯一的义人诺亚建造方舟。当时的洪水,大到使“天下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创世纪6章)。大禹所治的洪水,无论再怎么严重,也不会严重到诺亚时期的程度。就算大禹能够“穿越”到诺亚时代,任凭他怎样疏通水道,把水引去哪里,水位也都足以高过最高的山。诺亚能够按照上帝的指示,分毫不差的建造方舟,并将地上的动物成双成对的引入方舟,照顾他们足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能力和功绩绝不输给大禹。而且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既然诺亚一家是大洪水中唯一一群幸存者,那么全人类(包括大禹)都是诺亚的后裔。诺亚并不是东方人西方人的诺亚,而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的祖先。



谦卑自省来自敬畏上帝 

最后,我猜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是像我一样的年轻一辈,从出生至今看到的都是中国的崛起和繁荣,便因此自大起来。他难道不知道几十年前中国的光景吗?他难道不知道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他难道不知道中国今天的崛起,正是来自于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明的学习和借鉴吗?人都是有限的,国家和民族既是由人组成,也是有限的。

一个谦卑自省的民族,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而真正的谦卑和自省,来自于对上帝的敬畏。那正是当年西方文明的泉源,也应该成为中华文明的泉源。

反应

 

副刊

【牧羊人】民主真的那么好?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每年都会公布“民主指数”,对世界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进行评估。在2018年的民主指数榜单上,菲律宾排名第51、马来西亚排名第59、新加坡排名第69。

大马人只要和邻国比较,就会发觉民主国家不一定好,不民主的国家不一定坏。新加坡被国际社会视为威权国家,人民未能享有充分的民主。但它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政府廉洁,治安良好。菲律宾尽管多次实现政党轮替,但贫富分化,政治黑暗。



比较民主程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较人民实际生活,恐怕多数大马人会觉得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既然如此,民主真的那么好,那么有用吗?

如果你对民主有这样的怀疑,恭喜你,因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丘吉尔和你所见略同。他曾幽默的说:若不考虑其他出现过的任何政治制度,民主确实是最坏的。换句话说:民主不好吗?可你还能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吗?

政权更替风险比较低

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一位明君使人民安居乐业,一位暴君会带来生灵涂炭。因着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就如自私、贪婪、说谎等,历史上暴君的数量远超过明君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直接或间接的行使国家权力,正所谓“主权在民”。相比之下,民主能够尊重、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使得政权更替的风险远远小于专制国家。

但是,如果民主只是“多数人决定,少数人服从”那么简单,那其实很恐怖。独裁者会犯罪,平民百姓就不会吗?人民的眼睛不一定雪亮,真理也不一定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恰恰相反,人民倒是最容易被煽动的。在《圣经》的〈士师记〉里,记载一个以色列人来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之一——便雅悯的一座城借宿,孰料当地的居民闻讯赶来要强奸他。那人将妻子交出,后者被众人强奸致死。以色列人因此聚集,要求便雅悯支派交出凶手。便雅悯拒绝,内战因此爆发。



以色列人因着群情激愤的民意向便雅悯人开战,便雅悯人执意保护自己人而团结应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战败的便雅悯一方几乎被灭族。以色列人滥杀无辜,便雅悯人包庇恶人。双方的决定都是“民主”的,也都是错误的。〈士师记〉的结尾多次提到——“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以色列人错在“没有王”——上帝是他们的王,但以色列人不愿顺服祂,只愿做自己以为正确的事情。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民主,可能会比有法可依的独裁更可怕。古希腊的雅典人用民主的方式,处死了无辜的智者苏格拉底;1930年代的德国人通过选举,将希特勒推上宝座;大马政客当中,也不乏一些操弄民粹之徒,煽动人民以谋取权力。民主不应成为作恶的工具,再多的选票也不能变邪恶为公义。

试想有一国的政客用金钱诱惑选民,一手交选票,一手领钞票。又有政客慷慨许下承诺,声称自己上台后,什么都免费,人人有福利。只要他掌权,大家尽可以不劳而获、衣食无忧。还有政客跟选民拉关系说:看!咱们都是同一族,说同一种母语,有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宗教。看我的对手,他和咱们不是同一族、同一文化、同一宗教的。你们要选自己人,自己人才会帮助自己人嘛!在这等民主国家,选举成为选民和政客之间的交易,我给你权力,你给我权利,个人都行对自己有利的事。

这民主岂不少了什么?公义、公正、公平在哪里?不在乎!道德败坏?不重要!贪污滥权?不要紧!“他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只要他能让我赚到钱,只要他做的坏事于我有利,就可以昧着良心把票投给他人。人心坏,一切的制度迟早都会变坏,民主也不例外。古希腊最终衰亡,古罗马走向独裁,血腥的法国大革命,直到今天濒临崩溃的委内瑞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些失败的民主国家都是“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

敬畏上帝 听从耶稣教导

在民主国家中,选民较多看重自己的权利,较少思考自己应尽的责任,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例如,上帝既颁下律法,保护以色列人的私有财产,同时也命令他们照顾穷人、孤儿、寡妇的需要。上帝要他的儿女“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弥迦书〉6章)。人民若看重自己的责任,又怎会选出不负责任的领袖?人民若立志行公义,选出来的领袖又怎敢违背民意呢?人民若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谁又能煽动他们呢?

同样,领袖若敬畏上帝,就会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作首领的,应当像服事人的。”(〈路加福音〉22章)不为发财从政,不为权力从政,不为荣耀自己从政。从政是立志要作仆人,服务人民。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耶利米书〉17章)在敬畏上帝的国民中,民主的优势就体现出来。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近年来每况愈下: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乱象背后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对西方的影响不如以前了。

欧洲人和美国人没有(让上帝作)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耶稣说祂的门徒是世上的盐,这盐能阻止人心的败坏,也能阻止民主的败坏。因为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有上帝作王,个人都行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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