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认识陈医生。1998年易记。那年取得博士学位，那年从英国回来，那年大女儿出世，那年活在经济大风暴中，那年马哈迪捉了安华，那年被调到我不想去的东亚系。

林水檺老师当时在华社研究中心工作，找我帮忙，我一只脚踩了进去，从此和社会工作结了不解之缘，就这样，一个从未谋面的人让我认识了。

这个人是陈忠登医生。

陈医生当时是华研的董事主席，我初时还嘀咕为何让一位学医的人领导人文机构，难道人文界无人？情何以堪。后来才发现陈医生对人文研究的投入和推动，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时间也好，金钱也好，他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动，他是我心服口服的领导。

陈医生不是有钱的医生，他长期在大学教书，薪水固定，但他几乎年年将自己薪水的百分之五捐出。他绝顶聪明，时间分配得好，华研大大小小的会议他都到，又替华研四处募钱，重要的节目也看到他的身影。

研究团队救人无数

我还在为升副教授忙时，他已是A级医学教授，当时马大只有3人有此殊荣。他著作丰富，是名闻遐迩的脑科权威，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立百病毒，是由陈医生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的，他们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当年大家一提立百病毒就怕，陈医生和他的团队不怕被感染，勇敢深入腹地。人活着，如果找到超越一己，并且做得开心的事，那是福报。

陈医生的行医和学术生涯的闪闪发光，到医院时，提“我的朋友陈忠登”，非常好用，它很快便让我和一些医生熟悉，陈医生桃李满天下，国内外很多医生都是他的后辈或学生，他们习惯称他C. T. Tan。

C. T. Tan是大家肃然起敬的名字。

陈医生一生早就规划好了。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关心华社的人文活动，他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2004年《南洋商报》成立新闻评议会，陈医生担任主席，我是其中一名成员。我和他在很多不同的委员会工作过，当然，和他最多互动的工作还是在华研。

陈医生义务帮忙华研20年。离开华研后，他的人文关怀并没有停止。有一天他要我替他的一本书写序，内容谈种族融合和宗教对话。医者父母心，关心这一代，更关心下一代。我和他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交换意见，他的乐观主义给我很多正面的能量。

关心族群宗教和谐

陈医生对族群或宗教的和谐的关心出自内心，他默默耕耘了好多年。不舒服的是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一直走下坡，他的乐观主义让他不泄气，他相信要不是一些人的苦口婆心，族群关系可能更糟。

只有冷静的人才会将国家的前途看得清楚。学医让陈医生遇事不冲动，不会狂热浮躁，他强调科学精神，不相信世间虚妄之事，他讲究理性，一切始于事实加以逻辑分析，才能得出结论。医生得特别谨慎，不能不时时有所警惕。

有一个傍晚下班回家时陈医生顺道将一份文件交予我，当时我不在，我家门前院子滑，陈医生不小心摔了一跤，我第二天一早打的电话到他家，他太太说他已经上班了，我打电话到办公室，没人接。既已上班应该不严重，过后一忙，就忘了再联络他。

两个星期以后在一个饭局见面，他说：“骨头断了，痛了好几天。”陈医生边说边笑，然后又说：“没事了。”轻描淡写，“痛”成了中性的形容词，医学教授看穿生老病死，医学教授读得懂人生。

陈医生说他喜欢我的字，他将书法称“画”。之前送了他几幅字，写这篇小文时，心中浮现的是《论语·子罕篇》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