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姓什名谁

年幼读武侠小说时,总会被这么一段对话吸引着“来者何方神圣?姓什名谁快报上来,英雄不杀无名小卒!”该时,我以为每个人都是有姓有名的。后来到洋国念书时才发现,姓什名谁也,并不那么简单。

那天我到洋大学注册处去领取毕业文凭,因我有两个名,便告诉职员说我的名字很长的,有6个字,不容易找。说时迟那时快,她手已握证书,并递过来给我验证。之后,她打个趣说:“Dr. Fong,你的名字不长。就算再加上你刚拿到的头衔,也只不过7个字(words) 而已。中东来的比你的长多多了,少说也有十多个字。 还好, 他们的姓(Last Name) 也只有一个。”我那时候是有听没有懂。反正事不关己,己不劳心。但我听到她把敝名当姓。



谁料过了20年后,我才了解她所说的。原来有不少中东的绿林好汉是“行不改己名,坐不改父名”的。意即父有父名,子有子名;子虽戴父名,却不以父名为姓;父子都无姓。这和台湾的好些原住民的命名制度很相近。这话说来是相当费时的。但首先想知道的是,在南洋,还有比我更后知后觉的吗?

我真正对命名或人名制度产生兴趣的,是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进行东南亚穆斯林社会研究的时候。我自小学起便念马来文,惭愧的是,却不知道马来族是没有姓的。后来在大学的同事,也有数名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回想起来真汗颜,几乎20年来,我把他们父冠子戴,都以他们爸爸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他们也海量,容忍了我的,甚至其他人的陋行那么久,却从来不给予纠正。其实,该时的中英文报章报道印度或马来人的名字时,也是不假思索地就给他们冠一个姓:花蒂玛先生。也有阿里小姐的。你也许会喷饭,但当今世界,积非成是,比比皆是。

再研究下去,才知道原来命名制度也是五花八门的——说多姿多彩可能比较妥切。不管怎么多姿多彩,一出现在洋人眼前,他们多以所谓的Last Name 当作是姓,看来确是不必拼三凑四,直截了当:那就是组合名字排行最后的一个字,再长的也照样被宫掉。然后就一直叫到你生米已成饭为止。若被叫着的正是你的高姓,算你走运;被改宗换代的时运最济。

若你常因被张冠李戴而不悦,学学日本人。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日本人从懂英文那一刻开始,就把罗马字拼音的姓排在最后头,名排在前面。鬼佬读到,也就把他们当是鬼,百呼百应。

我们现在改谈“名”。有姓的人,不见得举世皆是,出家人却弃姓。但穷一生冠“无名氏”的却可说绝无仅有,是没有。连出家人都有个法名,至善禅师、白眉道人、圣彼德等。



通用的名字 受朋友欢迎

美国有个研究发现,新移民若取一个简单、明了、又通用的名字如“比得”、“苏珊”,一般上很受朋友欢迎。欢迎的朋友多了,自然就很容易投入该社会。也许选取这类名字的人,性格也比较爽朗。我的大外孙女叫Eden,听说在学校走廊上,很多同学都争着叫她。我想只要她回一句“去你的,叫什么叫!”你想以后还有谁会和她打招呼。她妹妹有个法文名字,中文译音是“阿肥佬儿”。老太婆会叫她“我非礼啰”。她自然就没姐姐那末受欢迎。名吗?性格吗?

我们老一代的,原在殖民地时代出生的,或在独立后仍继承汉名罗马化的制度下,本已有登录在案的罗马化汉名。不过,那应不是洋名。洋名多是后来自取的;也不录在出生纸。现在已有不少华人都来个在案的洋名,不一定是基督教圣名。为了这些小孩的社会生活,也许那会违反初生婴儿的人权,不妨出生时就把洋名纪录在案。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则是,能和中文名字谐音的最好,没有种族意味的则更好用。

反过来,现在中国的大众传媒非常发达,也旁及脐带文化圈,奉劝圈外人士最好能自己采用个立案的汉名,而不至于被别人乱译一通。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Haley,印(度)裔美国人,便被译成“黑莉”。比较醒目的是Najib 被翻译成“纳吉”。政途凶凶吉吉,舍凶纳吉,其名应可立案。

反应

 

商余

邮票:有趣没趣的

【散文】

邮票可说是一种预付服务的收据,或精美的邮资凭证。这类服务相当于中国古代烽火台传讯,飞鸽传书,或由镖师把物品从一个驿站护送到另一个。但采用小纸头来作为酬劳收据的方法,英国在1840年已正式使用。这小纸头就是邮票,或稍早的印花税票。



   

清朝在1878-1896发行了以龙为主题的印花或关税票。 在邮政局于1897年成立时,也仅把过去的税票加盖而当作邮票使用;稍后才由邮政局发行寄送用的邮票。

   

辛亥革命成功,刚成立的临时国民政府只发行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两张总统纪念邮票。袁氏于1915年废民国而恢复帝制,自立为皇,年号为“洪宪”。所发行的邮票,仓皇间只得加盖“中华帝国”于前朝的邮票和印花税票上。

   



民国自建立以来,发行邮票的政府机关是“中华民国邮政/中华邮政”,直至1949 年3 月始由“中国人民邮政”接替。其中好像也有临时的“华东邮政”、“西北邮政”和“满洲帝国邮政”等。人民邮政刚接替后仍沿用的孙像邮票,其面值最高额为109圆;被接替前的中华邮政的孙像邮票,其最高面值则高达500万圆。

   

当时的经济金融学家大概都无能为力,仅能望通膨兴叹:堪称举世奇闻。

商机其外的邮票

曾读到孩子们讶异于老父经常使用放大镜来扫描邮票。又另一篇是把旧时代的铜钱与民间迷信相接连的,如“灵魂钱/杯”和小孩挂币保平安的习俗,趣味盎然,也道出了收藏品商业外的一面。

   

的确,某些邮票是富有象征性、纪念性的;也多是普天同庆的。亦有极小数记录着山河破碎的凄惨,如清末民初所发行的龙票、帆船组票,尤其是印有孙中山肖像的邮票。此类邮票上所加盖的政治宣言、改值,移用,限用等,其频率之速和幅度之广,几乎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其中涉及的孙像邮票,涵盖了1912年孙氏第一枚,直到1949所发行的。这组邮票其实也包含了6名烈士的纪念邮票。该6名烈士为黄兴、陈其美、朱哲信、廖仲凯、邓铿、宋教仁。很自然的,信奉同样意识形态的人民,孙中山便是建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国家认同的泉源或偶像。这种塑造的动力,连不落日的大英帝国伊丽莎白二世的邮票,包含所有殖民地的,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国民政府年代多方又多次所发行的孙像邮票,以及其琳琅满目且又空前绝后的加盖,几乎每次都在宣示一段历史的始末。它是国祚兴衰的见证,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有趣和无味的邮票

民国邮票,尤其是孙像邮票,如上述,是国家认同的象征,也是个充满悲凉的集体记忆。不过,奇异之外,倒也有些趣事。是趣事因看过这时代的邮票之后,你会眼瞪目呆、哑口无言。趣不趣由你。

趣事1

清末发行过龙组和帆船组(含农获、宫门)的邮票。更换朝代的后一年,国民政府除了印发过两张总统纪念邮票外,就无暇发行一般的邮票。前朝的外籍邮政局长略施小技,在清朝邮票上先加盖上从右到左的“临时中立”。在国民政府交涉后,又多加由上到下“中华民国”的字样。这和前4字纵横形成一个十字架式,如当时上海和福州流通的邮票便是。

   

不过,各大省份所采用的汉字字体并不统一,有隶书,有宋体,也有楷书。这与三年后袁世凯复辟时加盖的“中华帝国”,异曲同工,相得益彰。邮票的政治宣扬功能表露无遗,淋漓尽致——虽说妙趣横生,却不是味道。

趣事2 

在1912年发行的两张划时代且富有弦外之音的邮票,分别采用了孙中山和袁世凯肖像。前者志上的是“纪念光复”,后者是“纪念共和”。个人肖像被采用在邮票上,多是名人,或有权势的人物,如张作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院长谭延闿等等。为什么第二枚的孙像邮票却要等19年后,即1931年,那就是孙中山逝世6年后,也正好是日本经营东三省满洲国时段,才再以发行邮票的方式来纪念他:谁想到要纪念他?到1937年日军侵华到1945年投降期间,为了宣示该省市地区已被日本皇军占领,和已由亲日的汪政府统辖,多会在孙像和烈士像的邮票上加盖以下的字样: 华北、华东、 吉黑、蒙藏、台湾、河北、“暂售”等。又是谁想到要发行邮票来纪念他?接下来国共内战时段一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还有谁想到要纪念他?   

   敌我多方都想到以发行邮票的方式来纪念孙中山,其趣尽在不言中。

趣事3

在孙中山逝世6年之后(1931年),由国民政府送交伦敦承印的孙像纪念邮票出了纰漏。第一轮印出时(官方规定算第二版),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错印成双圈。重印时改正为单圈(官方算原版)。哪一版比较稀奇或稀少呢?应该是错印的那版,因为那是绝版,空前又绝后,举世又无双:那是历史。可是,那错版在市场上并不珍贵。例如,双圈最高值的伍圆票的市价是350元,单圈的是430元;同是贰圆票的单圈要比双圈的贵三倍。趣不趣?

趣事4

同一枚邮票,在原有的面值以外,可以出现多种改值的加盖。这种显然是因当时通货膨胀而加盖的邮票,为数不少。而改值的货币有“洋银”、“国币”、“金园”、“银园”等。所改变之面额,从原值的数分改成拾、佰圆的不胜其数。另从数圆到仟、到万、到十万、到百万也不胜枚举。如1945年纽约版孙像邮票的面值是壹分,后改为“国币贰角伍分”,较后又改为“暂售伍拾圆”。在1946年,同是面值壹分的邮票,改为“国币伍圆”,最后是“暂售壹仟圆”。在1948年底在上海大东发行(第三版)的一套孙像邮票,12枚成套,最低面额的是贰万圆,最高则是伍佰万圆。

   

在1948/1949年发行的北平(即今日北京)中央版,孙像邮票亦被加盖改值到10万,甚至几百万“法币/国币”。虽说当时的邮票多以金圆几分加盖,你可知道一金圆可折换约300万法币吗?这种通货膨胀额度,有几人能承担?那几版的孙像邮票虽富有历史价值和哀痛,但在今日的市场上,并非可居的奇货。

   

同一枚邮票,虽由同一个政府印发,却因该些省份的经济不好,而被盖上“限某省贴用”,这些某省包括了东北、台湾、云南、新疆、吉林、黑龙江、广东等。另又有为防盗而加盖某些字样的。这些这些,有趣可言吗?

趣事5

日军入侵南京时,原定都南京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分裂成两个对立的单位。 蒋介石所主持的国民政府曾多次迁都,最后以重庆为陪都;所属的中华邮政当也随之搬迁。虽同一设计的邮票,其成品的质地却参差不齐。因送往不同省份的印刷厂,技术的落差极其自然,所使用的纸张也不划一。

   

另一亲日的国民政府则由汪精卫主持,分裂时仍留在南京。在一枚四方相连的邓铿邮票上,被用树胶图章在正中盖上“国民政府还都一周纪念/南京”,该图章所志日期是“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即公元1941)。其“三三三”似在预祝国运昌隆。

   

之后,在多枚已加盖“华北”的孙像及烈士邮票上,另用铅印盖上“汪主席葬典纪念”。又有数枚被加值的孙像邮票另被盖上“收回租界纪念/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邮票真伪莫辨,市场价格都不见天日。

   

令人费猜疑的是在一张陈其美像的邮票上,除了加盖“河北”,另又用铅字盖上了“新嘉坡陷落纪念”的字样。更妙的是在当时满洲帝国邮政发行的邮票上,也加盖了“纪念新嘉坡/复归我东亚/康德九年”。康德是日本扶持的满洲帝国溥仪的年号;其原清朝年号称宣统,末代皇帝。满洲帝国另有发行同类的邮票,因不载孙中山和烈士的肖像,故略去。

   

百思莫解的是,贴上这邮票的信要寄到哪里去?为什么不是印在海峡殖民地的邮票上? 用意是不是在通知国内的中国人,南洋华侨已不能再资助其祖国抗日了?

   

这是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悲剧,在海外的华侨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若说是乐趣无穷,那不是邮票没趣,而是你自讨没趣。

   

既有苦笑,也应有苦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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