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没有压力的，但要说烧脑，就不是每个行业都是如此了。本期，就让读者多了解一种烧脑、甚至有可能“一夜白发”的职业——文字译者。

张瑞满和陈玉莲皆是资深的文字译者。在国内，她们扮演着文化推手的角色，借由文字让马来同胞了解中华文化，以促进民族和谐。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译者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别小看语文转换的力量！

多数人对文字译者的刻板印象，就是把一种语文翻译成另一种语文，仅此而已。实际上，这种语文转换的形式具有另一层意义，即一种文化思想的传达方式。

著名翻译与文学家余光中曾说，译者的目的是把一本书……不，一位作家，带到另一种语文去。

作为一位称职的译者，必须具备3个条件。首先，对于“施语”必须体贴入微，包括了解施语所属的文化社会；再来，对于受语的运用自如，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最后，在一般常识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至少不能外行。

作家的责任只需勇往直前，尽量发挥一种语文之长，直到极限；而译者的责任在于调和两种语文的特色，既要照顾原文，保其精神，还其面目，也要照顾译文，不但要委婉迎合原文，还要防其在原文的压力下太受委屈，甚至面目全非。

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

换言之，译者的责任是双重的，既不能对不起原作者，也不能对不起译文，往往也就是译者本身的母语。

马来西亚青城文化公司总经理何慕杰表示，配合“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来自中国的中华文化类书籍将翻译成丝路国家的当地语种，马来文便是其一。

“该项目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友族同胞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借此摒除马来社会和华人社会之间的隔阂，增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于2014年12月5日正式获得中囯中宣部批准立项。其重点项目涵盖翻译资助、丝路国家图书互译、汉语教材推广、境外参展、出版物数据库推广等项目。

流畅表达原作原意

在该项目中，张瑞满和陈玉莲也参与了不少马来翻译的工作。

毕业自马来亚大学（简称“马大”）中文系的张瑞满认为，对于中马翻译，单是具备马来文基础水平还不够，需要掌握更高水平才能流畅地表达原作的原意。

“其实，要准确翻译内容并不难，最难的是文法要优美和具流畅度，这就要看译者的功力程度了。”

相较于中马翻译，英中或中英翻译的文化差距不大，翻译工作相对容易进行。她举例，英文和中文使用的计量单位译法是大同小异的，但马来文就大不相同了。

“比如，有些古文中会出现‘哩’、‘斗’、‘担’等计量单位，如果直接译成马来文，马来读者是很难明白的，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概念。”

要明白背后正确含义

遇到这种情况，有些人会把“哩”换成“公里”，或注明1哩等于多少公里，而她的做法是直接把“哩”音译为“li”，另外再注明释义。

“在翻译过程中，碰到任何情况都要好好斟酌，其中有很多词汇需要解释，但又不能每个词汇都作解释，这时就要运用翻译技巧，只注明一些重要的词汇，其他则略略带过就好。”

为了追求精准，翻译工作往往耗时耗力。每当对内容产生疑惑，就要设法找出背后的正确含义，真正理解后才能正确翻译。若想敷衍了事，直接按照字面翻译，可能会有断章取义的风险。

“有时候，工作被拖延不全是因为内容很困难，而是被种种查证耽搁。有些词句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进行翻译时绝不能忽略其中的精神和精华。”

没有完美译者

张瑞满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译者，即使是最好的译者，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称赞。翻译工作的挑战性在于够棘手，偶尔出错是难免的。

不同的译者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手法。有些人会完全按照原文翻译，丝毫不改；有些人会阅读原文后，才根据所理解的进行翻译。你问，哪个方法最好？抱歉，没有一个最好的答案。

“我有时也会挣扎该用哪种方式，因为原文也有出错的时候。举例来说，原文记载某事件发生在1952年，但正确年份应该是1953年。译者应该修改吗？如修改，算不算有违原意呢？我的做法是先看整体情况。如果是小错误会照原文翻译，一些重要信息就会修改。”

不停地重复检查

不过，她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读后翻”，这也需视书本的厚度。绘本类的话，可以先看完再翻译，或者短篇故事集也可以看完一则故事再翻译。如果是文学类、小说类或学术类的书籍，由于时间关系，她会先大略读过，然后一边翻译一边了解内容发展。

每次译完一部分后，她隔天继续工作前，会先看回之前译好的部分，检查整体流畅度，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不停地重复检查。

“翻译就是一直在打磨的过程。第一次的翻译较粗糙，第二次会作修饰，同时也会找马来同事帮忙审稿，然后再看一遍、再修饰。”

正确表达书中信息

“虽然有时到了最后交稿时还是觉得有点欠缺，但也不能一直纠结下去，尽力做好就行了。要是追求完美，一辈子都可能达不到要求。别忘了，翻译也讲究时间限制和能力的有限。最后，最有资格对翻译作出评价的只有读者，只要他们读得明白、获得书中要表达的信息，那就是好的翻译。”

说到目前已完成的最高难度马来译本，张瑞满毫不犹豫地说是《中国书法-书法为盈·Kaligrafi Cina Ekspresi Jiwa》。

她感叹说：“这本书太多专用名词了！而且，由于市面上完全没有这类书籍的马来译本，所以我根本找不到参考材料，很多时候都要求助国家语文局的咨询服务，大约花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掌握多元性词汇

同样毕业自马大的陈玉莲曾经在出版社工作约17年，2008年便开始投入童书马来翻译工作。她坦言，起初做马来翻译是蛮吃力的，幸好有马来同事的帮忙，让她学会了不少更精准的文法。

为了让译文更准确，她需要经常跟同事讨论和上网查证。不说不知，原来国家语文出版局（DBP）除了提供线上字典供查询，还提供咨询服务，任何关于马来语文的问题都可以提出，并获得解答。

“译者必须掌握词汇的多元性，要是对词汇的掌握不够，那就没办法做好翻译工作。”

马来翻译有多难、多耗时？听听她以下的经验之谈就知道了。

有一次，她发现同事把成语“顺手牵羊”的“羊”翻译为“biri-biri”（绵羊）。她觉得奇怪，为什么是绵羊，不是山羊（kambing）吗？难道中国周朝时期已经有绵羊了？

她起先以为是翻译错误，后来经查证证实，中国最早期的确是先有绵羊，后有山羊。问题是，如果采用“绵羊”，读者会否以为是误译？后来，她翻查马来字典，发现记载的是“kambing”。最后，她决定采用“山羊”，因为较多人会以字典为参考根据。

译一只羊花3个小时

“为了一只羊，我们花了约3个小时！有时候，是自己的好奇心作祟，才会做更进一步的查证。当译者要是没有求证心，就会犯下很多错误。”

最近，她和团队完成了一个艰难的翻译项目，书名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的特质》，翻译其内容实在烧脑，困难重重！她叙述，书中内容有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即便用中文解释都相当困难，更何况要用马来文？

“有些中国哲学类书籍也有马来译本，如论语、道德经等等，所以我们先到图书馆翻查一些相关的参考书。可是，我们认为有些翻译并不太正确，唯有找出翻译得最好的版本，然后再进行调整。整个过程非常耗时，因为很多东西需要考量，尤其要注意一些敏感课题。”

她举例，书中内容是以中国视角出发，译者必须清楚的表明那是“Negara China”（中国）的说法。因此，内容所提到的中华文化，马来文译为“Budaya China”。“China”一定要有“h”字母，代表那是中国的中华文化，以免马来读者误以为那是本地的中华文化。

确保语境符合国情

张瑞满也指出，所有涉及宗教和种族的敏感课题都应能免则免。比方说，马来民族忌讳“猪”，出版社会在对故事没有影响之下，把童书中的猪换成其他动物，这种做法需视受众而定。除非有关书籍是作为教育和研究用途、或是经典书籍才不会修改。

询及翻译什么类型的书籍最快？陈玉莲回答：“嗯……不需要查证的最快！打个比方，如果说一天可以翻译600字，一旦遇到需要查证的词汇，可能一天只能翻译100字。”

有时翻译长篇的学术书籍，只能先理解一小节再做翻译，但却有一个风险，翻译了一大部分才发现原来那个词汇是别的意思，之前都误解了。

她认为，翻译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的过程。直到交稿的那天，并不能确保100%无误。

“尽管如此，我们会在期限内尽力做到最好。我能保证，凡是经我手翻译的，绝对是没有次货的！翻译工作的最后阶段是完成总检查后，译文会交由在出版社工作的马来人审稿，以确保所翻译的语境是符合马来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