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地与马华文学，我们的问题是：“在地”就是“反离散”吗？  

“在地”就等于“本土”或“爱国”？

“在地者”就（比“不在地者”）更了解马华文学／马华文坛／马来西亚？

很高兴在40年或近40年以后再次来到马来亚大学，应邀参加这个以“离乡与归返”为题的讲座。在1970年代中叶，我离乡背井，从半岛东海岸来到吉隆坡，很快的变成了吉隆坡人，往后有好几年，每逢马来亚大学校庆日，我都会到校园的合作社书店摊位买英文折价书，我的聂鲁达（Pablo Neruda）或任特拉（Willy Rendra）就是在那里买的。有时则在下班后混进校园到马大实验剧场看法国或日本电影。我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黑泽明，就是在马大，即使那已是遥远的目光。 

这个我的记忆里头，一个“在地”吉隆坡文艺青年的“马大经验”，可能不在如今的马大人的记忆里了。以观影为例：只有在某时在地，才能有此经历或体验（或体感）（Erlebnis）；但那个“在地”，是一个自我的、封闭的世界，不足为外人道也。不是每个人都在那些夜晚去看《红胡子》，也不是每个去看《红胡子》的生命主体对环境世界的体感与回应都一样。但是，另一方面，那一代的吉隆坡文青，的确有人跟我一样，到马大实验剧场去看跟院线片不一样的世界电影。那是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的集体经验（Erfahung），那是来自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与个别环境的关系的约束”。

“在地”其实是自我日常生活的实践与体感，也是一种人与环境的关系。

因此，关于在地与马华文学，我们的问题是：“在地”就是（史书美或不是史书美所说的）“反离散”吗？  “在地”就等于“本土”或“爱国”？“在地者”就（比“不在地者”）更了解马华文学／马华文坛／马来西亚？

“在地”作为一种“二元性” （相对于“外来”）的想法（或陷阱），是一种（或两种）极端感情的表症。对于这样的“自我”而言，“在地”就是世界，就是一个整体世界。除了在地没有别的世界，因为自我不曾远望的目光已从世界倒退回自我──“他自己即是世界”。这是借用李维－史陀谈世界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讲法。

对我来说，“在地”，或“在地化”，或谈“在地”与“在地化”，其实是很困难的东西。究竟什么是在地？ 我们不是一直在将外地、世界的经验或事物复制成我们的在地吗？我们一直都是“糅杂”（rojak），一直活在“机械复制”或“数码复制”的时代。

于是，如果离散有终结之时，或“反离散”之日，恐怕不是在地化，而是“再离散”或“后离散”。

在地不是贴上就表示爱国的标签，而是自我在某个空间，经过一段时日，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想落地生根般滋生蔓延，于是就有了“在地性”。话说回来，自我和（在）空间之间的情动（affect），是自我的内在性问题。“爱国”也是这么一回事，他人如何置喙，说谁谁谁爱国谁谁谁不爱国？

“不在地”，没在地去“蹲点”，顶多就是处于一种人类学意义的“经验匮乏”状态，未必就等于“不本土”或“不爱国”。

而来自远方的目光，未必就“看不见”马华文学／马华文坛／马来西亚？即使那是一种“旅行跨国性”的目光。

（明眼的读者当看出本文开头，其实是模仿李维－史陀〈结构主义与生态环境〉开头的文句。本文谈“在地”，借贷李维－史陀甚多，此举旨在纪念他的结构主义在我的理论养成年代给我的养分。李维－史陀的文章收入氏著《遥远的目光》[邢克超译]。）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