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讨论人类身分的一种方式
——以李宗舜的科幻诗为例

李宗舜在科幻题材的取径/经上,不但想象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沟通,期望自我与他者(或人类与异类)能够产生和谐可以信赖的关系,利用了一个替代的现实,借科幻素材叩问和省思自我的身分属性和离散认同的议题。

读天狼星诗社成员的《天狼星科幻诗选》,我认为有一个问题相当重要,那就是出于什么动机,重生的天狼星诗社诸人,如此大费周章的书写科幻诗,在短时间内集体打造出一部科幻诗选,作为彼等复出江湖/文坛的试金石?为什么是科幻诗,而不是其他文类模式,成为他们试图重现诗坛的试金石?科幻诗的书写究竟让天狼星诸诗人看见了什么新的表达形式/方式?



这个问题部分的回答,可参见温任平在诗选的序文结语的一番说辞:“科幻创作最能测量作者的幻想能量,诗人被迫在极限处境用各种平时不用的意象、符号、语码写作,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戳刺读者的神经末梢,唤醒沉睡的老灵魂。

诡奇怪异(grotesqueness)并非天狼星同侪的写作标的,把我们的触角伸出大千世界才是我们的企图。”这一段话毫不含糊地把写作科幻诗的意图和动机,向广大读者作出交代。

这里温任平看重的是科幻诗的幻想(想象)层面,写科幻诗可以测试诗人的写作潜质和才华,挖掘大千世界的方方面面。因此,对温任平/天狼星诗人来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诡奇怪异倒在其次,那是奇幻文类的界域,科幻的大千世界才是书写重点,如此才能开拓文学的更多可能性。

或许可以这么说,天狼星诸人抒写科幻诗是复出诗坛,试图“求新求变”的试金石,创作科幻诗作为一个起点,以便与之前70、80年代的书写题材和文体作出划分。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如果再以现代主义时期的语言结构看待之,恐怕有欠允当。

如果根据加拿大学者苏恩文(Darko Suvin)对科幻文类的观察,科幻文学具有抽离(estrangement)与认知(cognition)的双重特质,前者表现在科技与时空的落差,后者展现出反省并批判现实。换言之,科幻文类的幻想,并非是刻意表现诗人/作者的诡奇怪异,也不是刻意脱离现实的空洞幻想,它有意建立一个与现实具有不同历史时空的“替代的现实”。



透过这个抽离的角度突显现实社会秩序的虚构性和荒谬面向,读者借此得以用崭新的视角来衡量当下的“现实”,并对此有所省思和作出价值判断。苏恩文因此把科幻文类定义为“认知上的抽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

为了达到抽离的目的,求新求变的幻想/虚构特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是新的发明,不同的时空场景,或新的人物或异于人类的生命体,以及不同于作者时代的新人际关系。”

由此观之,对应温任平上述的看法,正因为科幻诗具有抽离与认知的双重特质,让天狼星诸诗人可以运用科幻文学所提供的幻想空间,摆脱现实世界的限制与束缚,表达诗人独特的世界观/宇宙观,呈现书写主体的自由视域。

身为诗人,以科幻诗作为书写对象,他们的世界观(扩大来看是宇宙观),题材由现实社会的地球人、太空人、机体人,一路扩展到外星人、外天空、银河系、对黑洞的想象、地球与星球的未来趋势、地球人的兴衰史、人类与宇宙系统的关系。

这些时空场景与人物(包括地球人和星球人)成为科幻诗的叙述架构的特色。出于对科学(天文学)的新知识,这类科幻诗往往把书写的时空场景,扩大到浩瀚无垠的大宇宙,或天外有天的银河星际。

其中人类不完美的主题与对现状的超越渴望,是由对(后)现代的科技科学知识的努力探索与反向思考来表达,这一点在《天狼星科幻诗选》中的大部分诗作,形成一常见的叙述结构。

李宗舜似有意反向操作

一般的科幻书写里,这些抒写外太空星际的宇宙世界的诗作中,叙述者/人类的命运是由人与宇宙间更强大的力量关系来探讨。代表这强大力量的是不同于人类的他者/异类,典型的异类为外星人或太空生物怪物,往往对地球人造成重大的破坏杀伤力,或形成人类认知上的惘惘威胁。

但天狼星诗人之一的李宗舜似有意反向操作,在〈用心电图观察〉里借心电图观察气象,在21世纪思考地球与宇宙的另类观系:“人类相信/外星人可以信赖/平息洪水的天灾/神话的翅膀纷纷飞过来/把已知的现在装在裤袋/让残缺的未来掉落井底”,甚至兴起思古之幽情:“混沌未开六千年/没有重型机械/古埃及人会敲削/吨重岩石和汗水/堆迭砌成无缝金字塔/天衣无缝的旧世代”。

这个另类的人类与异类的和谐关系想象,在〈星空莲座〉一诗中,进一步以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形式深刻表达出来,外来客乞讨的是一杯水,而诗人/叙述者喝的则是白咖啡,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

诚如温任平在序言所说,它成功消弭了吾人对外太空异类的恐惧想象。我还要指出,它利用了一个抽离的角度,替代的现实,让自我与他者近距离面对面的遭遇(encounter),却以一个现实里日常生活的语言,成功缝合了这份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和裂隙。

〈鞋子〉一诗,虽然利用了科幻的叙事框架,有意造成抽离的视角,或另一个替代的现实,但其实科幻的成分不高。但我以为这无损于此诗的素质,它相当难得的混合了科幻叙事框架与自我身分认同问题的思考。诗人要表达的中心题旨,毋宁是身分认同追寻,叩问个人与族群的离散史。

科幻的太空航行情境与(后)现代的人类/族裔离散历史,这两者于是吊诡地形成一个可资对照或对话的辐凑点,前者是此去茫然未知的处境,后者则是现实宛如梦境的历史场景,两者交织缠绕出一则动人的离散与再离散的历史。

离散的身分、流动的身世、继续远航、不舍昼夜的航行:“我始终不舍,始终得离去”是诗人对身分属性思考的认知差距,亦是〈继续远航〉、〈航行,加速心跳〉诸诗的一份不得不然的心境写照,展现了科幻在地化的具体成果。

李宗舜在科幻题材的取径/经上,不但想象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对话沟通,期望自我与他者(或人类与异类)能够产生和谐可以信赖的关系,利用了一个替代的现实,借科幻素材叩问和省思自我的身分属性和离散认同的议题。

这种种对科幻诗的书写尝试,实则成功开发出科幻诗的更多可能性,在其中运作一个不同以往的人类社会与太空异类遭逢的关系想象,让读者在阅读这些诗作后,能够扩大视野,以全新宽广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下现实社会环境的问题。

这样对传统典型的科幻叙事的反向操作,既符合上述苏恩文对科幻文类理论的定义,具有认知上的抽离的双重意识,同时也达到了天狼星诗人孜孜以求的求新求变的创作目标。

可以这么说,李宗舜在《天狼星科幻诗选》中的6首科幻诗,成功运用抽离的视角,突破传统对科幻诗叙事的定型书写,科幻作为框架,其中的微言大义,对人类身分和命运作出省思,引人深思。

这是讨论人类问题的一种方式,在思考人类过去未来的身份探索与演进过程中,同时把诗人的生活观/世界观/宇宙观具体而微的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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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以及一些存在的声音:
论黄远雄诗选(2008-2014年)的诗作/辛金顺

到了晚期的诗作,远雄却以另一种诗性延异的隐喻系统,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是历经种种生活顿挫、病痛生死、岁月沧桑后的敘事,是一段漫长过程中,诗人内心情感结构和诗性表达方式的重大变化。

黄远雄(1950-)写诗将近50年。著有《致时间书》(1996)与《等待一棵无花果树》(2007)。而出版于2014年的《诗在途中》,则是其诗作精选辑,乃诗人汇录了1967年至2013年的佳作,共99首,编成自选集。诗人自选诗作,大致之意,不外通过筛选以精粹化个人的作品,展示自我意识和诗艺成长,以及总结某个阶段的创作成果,其中自也具有回顾与告别的姿势,或一种向过去自己致敬的方式。



选集中的诗,有68首来自已出版的两本诗集,惟另31首,则是2007年之后的“新作”,之前未辑合成册,而直接的选入选集中,由此可以窥见诗人对这些诗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亦可看出其近年来的创作不辍,以及创思依旧的难能可贵。

而这些占了诗选集三分之一的“新作”,其实仍然延续着远雄以生活入诗的创作理念,即通过抒情自我(lyric I),探入事物与生命存有的言说之中,不断从生活经验和主体认知上出发,以更缜密的思绪,让诗的语言穿过个人生命,去撩拨存在的遮蔽,以期敞开现象世界的某种意义。而这些作品有异于远雄早期付诸于以气使才,以意驭象,并趋向雄浑(sublime)之作的宏大声响,如“带着狂涛回去╱大鸦那种森林的隙罅”(〈息羽〉),或企图“以狂飙的声音”,“展示自己铁蒺藜的粗犷”(〈独步〉),以及呈现出“年轻时,叛逆的火焰╱可以燃烧意志化成╱一种傲然的钢╱呵!我就是那阵狂飙╱雪亮的刀╱可以砍断我风尘的胳膊╱割我霜露的头颅╱惟不能断我的天涯路”(〈歌〉)那样时以层递结构的词句去推动那充满着气势、激情、决绝、傲骨与豪迈的主体情绪和生命言说。

然而到了晚期的诗作,远雄却以另一种诗性延异的隐喻系统,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面貌。那是历经种种生活顿挫、病痛生死、岁月沧桑后的敘事,是一段漫长过程中,诗人内心情感结构和诗性表达方式的重大变化。因此在这方面,实可当做远雄于诗歌创作演绎史的一分存有档案。

在这31首诗中,远雄固然不忘以诗意的目光介入周遭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各种情态,由此表达出其对现实生存的关怀和忧虑。这种介入,有其存在环境的贴身亲临,也自有其道德力量的表述。尤其在现实诗学的脉络指向上,“介入”,几乎可以说是成了现实道德的美学认知,或一种广义式政治存有的自我展示方式。它最大的功能,不是面对自己,而是面向群众,以期取得众人的共鸣与回响,并企求产生社会(政治)的改革力量。

但远雄诗中的“介入”,却不尽然是政治属性的表述,而是存在感知在惘惘威胁下的发声,一种形而上的忧患和精神困扰所衍生的诗性言说。 如〈从今天开始〉一诗,诗人在诗中大量堆叠着“巡侦”、“梦魇”、“蛇豕”、“鹰隼”、“猎物”、“野畜”、“丛林”、“忧患”等词汇,以呈现出周围治安不靖,危机重重的存在意识。



同样的,在〈出门〉的诗里,也呈显了“尖柄的伞”、“防狼的喷液器”等妇女出门的心理不安全感,以及“大鹏阴骘张翅╱盘踞,俯瞰聚集游行”、“湿霉菌”、“瘴疠烟雾”和“鼠疫”等政治思想控制和人为灾害的控诉。这些诗作的社会性意向相当明显,但却也是诗人存在经验的存在话语,或此时此地一种现身情态的表现。这样的诗作,自非一般鼓动式的“介入”能加以概括,而是诗人明晰自我界域中的存有,以及存有之以为存有呈现其本身存在意识的一种方式。故身处阴郁社会生活框架之下,诗末才会有“朝往阳光最灿烂的╱方向走,朝往人气麇聚╱的方向走”之说,这也是诗人面向自我生命的一分祈求,或存在的语词。

类似这样的诗,尚有〈公园执法者〉、〈社区警卫〉、〈伤害〉和〈土拨鼠〉等,但这些诗,却不是远雄这时期写得最杰出的作品,因为远雄并无意于通过现实诗学拓展其诗作流向,亦无复往昔那份张扬主体情性的激昂,不再是“风沙中走动的树”,或以匆匆行色,企图“寻觅每一片灿烂的灯火”(〈尘埃未了〉),而是逐渐沉淀和宁定于生命的自我灵视,尤其在面对老年与死亡的逼迫之下,其诗作开始探向存有的自我辩证,在时间流域里,审视了自我“在世”的意向图式。

〈人在途中〉可以被视为其在这方面书写的代表作。这首刻录时间╱年岁之诗,深刻的敘述了诗人60岁时那分存在意识的临现感,或如传统诗学所谓的“当下兴起,振响于无声”的瞬间感知意念——一种在世的自我呈现:“我年届六十╱已无法预设太多承诺╱除了写写诗╱调侃自己”,因此诗人在耳顺之年的生命意向,只能回归到写写诗的自我遣怀内里去。在此,命定的时限,与青年时期“要叫命运改道”(〈行色〉╱〈尘埃未了〉),并昂志走向广大的世界,无疑形成了强烈的生命辩证图像。而类此海德格式的“在世被拋入性”之命定存在,使得在途中之诗╱人,产生了一分诗性的感染力量。惟远雄写来,举重若轻,诗句明朗却内涵幽深,并以层层展示结构的诗学方式,由“行将临莅但将永远不会╱兑现的等待”→“我总感觉自己还在旅途上╱享受上苍御准的配额”→“我乐于适得其所”,最后淡定的揭示了“我人还在╱还在╱行将抵达旅途中”的人生终点命向。这份对生命自我凝视的情态,无疑是旷达与开朗的。而诗中存有的体现,永远都在路途之上,故人与生命的对话,才能在不断流逝的时间里,成其为动人的诗章。

文学观点/辛金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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