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远方的诗,路上的树
——评《走动的树:黄远雄诗选》

黄远雄近照(许通元/摄影)

当一切都是政治时,“吾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书写政治。

黄远雄写的是“行动诗”,连“下雨”都是一种拟人化行动——“雨季从五百里外赶来”。 《走动的树:黄远雄诗选》中的99首诗,从第一首〈渡河者〉开始,几乎每首诗都有行动者(能动者)或移动的意象(最多的移动意象当然是“树”),移动的空间总已是“途中”(最常出现的空间意象当然是“路”),即使到了卷末第99首的最后一行,仍然诗在途中——“不欲长醒的征途中”(〈一方水土〉)。



因此,黄远雄的诗既富“有机结构”,诗由行动起意,收笔为合;又类似芝诺(Zeno)的“两分法悖论”,诗恒在中途;诗在中途,人在途中, 写的其实是时间。〈渡河者〉写于1967年,彼时诗人正当“寂寞的十七岁”,到了〈一方水土〉,时序已是2013年,诗人已63岁了,历经多种基层生活,继续奋力在时间大河逆水行舟,时光如此遥远,“这一条河”依然“星光错乱地激在两岸”。

于是诗集中频频出现的河、路、旅途,既是河、路、旅途又不是河、路、旅途,而是生命寄旅、生活境域、光阴岁月的寓喻,故诗于黄远雄——或文学于黄远雄——是生活,而非仅仅是书写。我以为〈草径〉一诗最能表达他“对生活的沉耽”:诗末节写赤脚踩在草径上的汗渍,“每一滴都是/蘸着生活欲望/不舍的依恋”。像黄远雄这样一个身心承受生活力道的诗人,写诗固然“亟其需要/与文字特有的敏锐性/保持灵光一触”,更需要“一只阅历丰富的老瘪狗”(〈写诗与守夜的老瘪狗〉)。

《走动的树》中的第二首诗〈气象台和你的〉写于1970年,是一首机智的情诗。但我们也可聚焦于诗人主体性的宣告:“那座气象台/是我”。1970年以后的马来西亚,是“后五一三”的新经济政策与种族分化(racialization)横行的年代,然后很快的就进入“马哈迪时代”,一直到2003年才进入“后马哈迪时代”,以迄于今。作为马华诗坛其中一位我称为“马哈迪时代的抒情诗人”,黄远雄当然要在他奔波的途中旅夜书怀。1981年,马哈迪当上首相那年,诗人写下〈吾妻不谈政治〉。当然,当一切都是政治时,“吾妻不谈政治”也是一种书写政治。

在“后马哈迪时代”,抒情诗人继续无奈地调侃这个国家的“家务化政治”,〈家务事〉可以说是对〈吾妻不谈政治〉30年后的回应:“可能有一轮/催泪弹式的烟硝过境/可能只是一阵淨盟式/蜻艇点水的静坐/阴霾,会很快地过去/都会很快地过去/这数十年来的/就是/这般耍赖地混了过来”。我们都知道,“就是/这般耍赖地混了过来”的,显然是执政近一甲子而不愿轮替的政府,那就不是家务事了。黄远雄的诗“大部分吟哦/自己走失”,小我走失,写的才是风雨山河岁月。

黄远雄回应整个“阴翳围驻的年代”的呼唤,写诗48年,他的诗作产量当不止本集的99首。从超过260首中选出99首,大概取其“既济未济”之意吧。



《走动的树:黄远雄诗选》其实是《诗在途中:黄远雄诗选1967-2013》(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2014)的台湾版。对台湾诗坛而言,黄远雄就是那个2015年秋天的“渡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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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南洋文艺】病因/孙天洋

入戏太深(散文诗):孙天洋

“您说的对,知道太多了,搁在心里确实是块病。”——中国电视剧《北辙南辕》

 

一件小事,搁在心里,可以成为一根刺,也可以是一只大象,甚或一栋高楼大厦:它或戳疼了神经,或刺激了脉动,或加深了伤痕;在无梦的夜晚,它甚至撞开风的梦呓幢幢,让人从病中醒着,从现实堕入谜宫中。

心不是很大,只比脑多点血性;心也不足秤,只比肝胆多重几两;心更加不厚道,只比脸皮更加具体。在心的世界里,有时候容不下一根针而易导致出血,有时候又不能负荷过重而易摔地开花,有时候更无法说好一个故事因为一开头就已经哑了。

我的心本是一个崭新的储藏室,岁月蹉跎,那些人事物留下的青霉苔藓,使我心病得脸色都发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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