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树”这3个字无疑是重要的，重要得每个人都对他有不同的意见，但非常少人将他们不认同黄锦树之处（无论对错合理与否）写下来公开发表，形成一种私下总会聊到黄锦树公开时无人敢写黄锦树的奇怪现象。

黄锦树于今年1月6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一文中写道：

去年初，大马的朋友在为花踪筹办系列暖身文学活动时，注意到近年在网络上相当活跃的“七年级／八字辈”的朱宥勋（1986- ），决定邀他去演讲。“在逃诗人”透过面子书和我商量，要找出堪与匹敌的大马同世代文青与彼座谈，清点之后，结论却相当悲伤：一个也没有。“同代没人有论述能力，评论早就产生断层了。”他说。年岁比他大一点的呢，也没有，最终还是七字辈／六年级的大姐头黎紫书（1971- ）亲自出马。那没有论述（能力）的一代，“只是天真地着力于开创自己的时代”（〈江湖催人老〉《联副》4/11/2015），当然也各有建树。然而，为什么在华社有了几间自己的大学、有几个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后——在中国留学之路广开，许多人花尽血汗储蓄取得博硕士学位归国之后，文学的论述还是那么贫瘠？

当下读了这段文字后心生许多感伤，在面子书里写了两段长文，黄锦树也很快的回应了，在这里试梳理并删补自己的面子书贴文，作为一尝试对话之记录。

黄锦树上述这段话打脸的对象超广泛，从1972年到1990年出生的大马“文青”们，到马来西亚各中文系的老师和毕业生，和马来西亚留学国外的中文系博硕士们。我自己身为八字辈，但不是中文系也只是假文青，所以算是被打脸一半。黄锦树打脸（或提出批评）他人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多年来黄锦树批评他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论述的同时，自己也努力地在建构，写出一流的小说生产一流的论文，打出（在台）马华文学的半片天下，文学成就十分可观。

以黄锦树自己的高标准，我不免期望黄锦树在谈马华文学的年轻世代问题时可以更深刻些，或提出可行的实际作为方法。心生的两个疑问，一是同代（七年级／八字辈）文青（怎么定义？）真的没人有文学论述能力吗，若真是如此，为什么。

朱宥勋的文学评论文风明颢就是受黄锦树影响，模仿成为台湾版七年级／八字辈黄锦树，而今日黄锦树批评马来西亚七年级／八字辈无人可匹敌台湾版七年级／八字辈黄锦树，撇开黄锦树在文中提到的马来西亚本地中文系和留学中国读硕博者，我就想请问十多年来马来西亚留台念文学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强者如黄锦树和其他在台马华文学大咖们也无法就其中教出一个大马版七年级／八字辈黄锦树，与之匹敌？

或者其实黄锦树己有此自觉，所以这整篇文其实是一伤感的自嘲？如他自己在文所写的：“倘就马华文坛（包括留台这块）而言，没有文学论述其实是历史的常态，作品的沉没、作者的被遗忘（生平资料残缺），也一直是历史常态。”当年大声疾呼的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原来此路不通，后继无人，在台马华文学的建构结果是失败的，在台马华文学不过是几颗文学天才所组成流星般的时代产物？

在过去两年，对“黄锦树”这3个字是有很深体会的，那是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存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文学场合，和哪一些马华文学圈子内的人见面，谈话的过程里这3个字总是会自然跑出来，黄锦树又写了什么、黄锦树说过什么、黄锦树最新一本书如何如何。“黄锦树”这3个字无疑是重要的，重要得每个人都对他有不同的意见，但非常少人将他们不认同黄锦树之处（无论对错合理与否）写下来公开发表，形成一种私下总会聊到黄锦树公开时无人敢写黄锦树的奇怪现象。当然没有人写黄锦树不是黄锦树的问题，但我在思考的是，文学论述，真的只是单纯的能力问题，还是文学场域的权力问题，或是文化资本的差异问题？

作为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出版过这么多本小说散文论文的重要作家，花踪马华文学大奖加冕的马华短篇小说和文学论述最强者，同时是台湾国立大学的文学教授，黄锦树当然有其文学论述之专业，和美学上的坚特，但在台马华者确实有其需公开承认的文化资本上的优势，而这种（不敢得罪）黄锦树现象也不是只限于黄锦树而己，只溢散到其他作家，神话事件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我在这里寻求黄锦树作为潜在的对话对象，一是因为黄锦树自己主动提到马华文学论述的世代断层问题，二是黄锦树年轻时就是少有的敢挑战文学权力敢挑战中文系传统敢挑战自己老师的人，我期待他对世代问题有更深入的见解。黄锦树年轻时主张的旅台马华文学特区或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未来还可行吗？在台湾出版业产值两年萎缩40%，台湾大学一间一间地关的现在，年轻的在台马华世代，还能遵循他们那个世代的方式在台湾出版界和学界站有一席之地吗？而在雨林啊马共啊都已很遥远的这个世纪，马华新世代的写作还有可能是台湾传统想象中典型的马华文学吗？

而马来半岛本地文学的权力中枢花踪文学奖还是继续以其经济资本加国外评审文化资本的游戏规则，要得到马华文学这身分的认可是要先通过国外的美学标准，于是我们的文学就永远是在其他华文社会的下游。这届马华文学大奖入围的所有作品里，只有一本《诗在途中》是马来西亚本地出版的，（黄锦树《火与危险事物》是选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外国评审外国出版（所以有多少本地读者？如果都是本地读者，为什么要在外国出版让本地读者花更多钱买书？），这是健康的常态吗？还是马华文学境外营运中心的丰硕成果？

我对朱宥勋本人没有意见，但朱宥勋来花踪后浪营，黄锦树说八字辈无人堪与匹敌和他座谈就很有趣了，我们的处境就从看上一世代的马华写作者作为他国华文作者的文化下游到正式发现自己成为朱宥勋的文化下游。二、三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与中港台的文化资本差距并没有拉近，反而似乎差距更大了，这怎么能不令人感慨。

原来这块土地这么贫瘠，贫瘠得我们要离开这里才做得出（有素质的，好的）马华文学。

（在马）马华文学最大的问题不止是有没有文学价值，更迫切的问题是它没有经济价值。没有经济价值当然就没有什么人写，当然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如果没有人买书没有人读书，那怎么会有书评有论述？那这些问题喜欢写作的人不讨论、文坛里的人不讨论，请问又有谁会讨论谁会关心？

若视写作为一群体行为，那当然整个大环境是需要被检视的，从中小学教育、大学研究生文学院教育、平面媒体文艺版、文艺刊物杂志、出版业、书商通路、文学奖的权力机制等，这些都是一个世代的责任。今日文学之困境，是所有“文人”过去这几十年来的所做所为集合而成的后果吗？与其责怪大环境，责怪时代，甚至世代，我想每个自栩为“文人”的人恐怕都有责任。同理，如果20年后马来西亚华人十字辈没有人阅读、没有人写作、没有人出版、（还是）没有文学论述，那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八字辈搞砸了。

反之，若视写作为一个人行为，那当然就只有多读多写而已，没什么好说的。那更不用谈论黄锦树、群体，和世代了，疲惫而无谓。

注：

１. 黄锦树在面子书上对我的回应其实颇有养分，虽然某些部分我和他在谈的、在关心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因此文己删补许多，为免断章取义，我就不引用他的回应了。

２. 我在面子书贴文后，比我还年轻的郭史光治和邓观杰都写了颇长的篇幅来回应，他们都来自台大中文系，是黄锦树的学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