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巴西和墨西哥这三个仅拥有全球人口8.6%的国家，占据了世界近一半（46%）的已通报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死亡人数，而欧洲约有60%的死者，集中在占全欧人口38%的三个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

相比之下，北欧和中欧大部分地区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都要低得多。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冠病感染死亡率：政治领导人的素质、政府应对措施的连贯性、医院病床数量，国际旅行的范围以及人口年龄结构。

但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结构特征似乎正在左右着上述因素的作用效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

美巴墨财富分配不均

美国、巴西和墨西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程度都极高。

世界银行报告了近年来（2016至2018年）这三国的基尼系数，美国为41.4，巴西为53.5，墨西哥为45.9（该系数为100分制，100表示绝对不平等，一人控制全国所有收入或财富，0则表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的分配完全均等）。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基尼系数最高，而巴西和墨西哥则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在欧洲地区，意大利（35.6），西班牙（35.3）和英国（34.8）与东北欧的芬兰（27.3）、挪威（28.5）、丹麦（28.5）、奥地利（30.3），波兰（30.5）和匈牙利（30.5）等国相比不平等状况更为严重。

不过每百万人冠病死亡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绝非一一对应，因为其他因素也相当重要。法国的不平等程度与德国相当，但其冠病死亡率却高得多。

相对平等的瑞典死亡率大大高于其邻国，因为瑞典决定将其社会隔离政策定为自愿而非强制性；而相对平等的比利时也出现了极高的死亡率，部分原因是当局决定将疑似冠病死亡病例也一并归到总死亡人数中。

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社会有害的。

正如凯特·皮克特和理查德·威尔金森在两本重要著作《精神层面：为何更高程度的平等能令社会更强健》和《内在层面：更平等的社会是如何减少压力，修复心智并改善所有人福祉的》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不平等程度越高，民众总体健康状况越差，也因此大大增加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可能性。

影响政策力度

此外，更大的不平等也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信任度流失和政治两极化加剧，所有这些都对政府采取强有力控制措施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影响。

更高的不平等程度意味着存在更大比例的的低收入劳动者，从清洁工人、收银员、看门人和送货员到环卫、建筑和工厂工人，即使存在感染风险他们也必须每日出门干活。

不平等现象加剧还意味着更多的人生活在拥挤的居住条件下，因此无法安全隔绝病毒。

美国抗疫只能自求多福

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则令本已巨大的不平等代价，进一步扩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都是在这类不平等和分化的社会中，由许多满腹怨气的工人阶级选民（通常是对自身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感到愤慨的低学历白人 ）选举上台的。

但这种怨恨政治几乎与疫情控制政治背道而驰。怨恨政治不理会专家说法，无视科学证据，并仇恨那些对无法居家隔离的工人进行说教的网络办公精英们。

在高度不平等，政治分裂以及特朗普的恶劣管治下，美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任何可以控制疫情爆发的统一国家战略。所有的责任都被转移到只能自求多福的州和地方政府身上。

戴口罩也被政治化

全副武装的右翼示威者不时围攻州府，反对限制商业活动和人员流动的措施。甚至连佩戴口罩的行为也被政治化了：特朗普不仅拒绝戴口罩，还在近日宣称有些人这样做只是为了表示对他的不满。

结果是他那些幸灾乐祸的追随者们纷纷拒绝佩戴口罩，以至于原本发端于沿海“蓝色”（民主党主导）州的疫情现在严重冲击了特朗普在“红色”（共和党主导）州的票仓。

特朗普式灾难

巴西和墨西哥也在政治上仿效美国。博索纳罗和墨西哥总统洛佩兹都是特朗普式的典型民粹主义者，他们蔑视病毒的力量，对专家意见不屑一顾，对风险轻描淡写，并作秀式地拒绝个人防护措施。

他们都在带领着自己的国家陷入一场特朗普式的灾难。

除了加拿大和其他极少数地方之外，南北美国家都处于病毒的魔爪之下，因为几乎整个西半球都有大范围不平等和普遍种族歧视的传统。

在高度且长期的不平等状况下，即便治理良好的智利也在去年沦为了暴力和动荡的牺牲品，而该国（以及巴西，厄瓜多尔和秘鲁）今年已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严控疫情

当然，不平等也并不意味着就无可救药。

中国也相当不平等（基尼系数为38.5），但其国家和省级政府在最初武汉疫情爆发后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进而从根本上遏制了病毒。

疫情扩大贫富差距

在持续数周零确诊后，最近在北京出现的疫情又触发了新一轮的封锁和大规模测试。

但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我们再次目睹了大范围不平等的巨大代价：治理不力，社会不信任以及大量无法保护自身免受侵害的脆弱人群。令人震惊的是，疫情本身也在进一步拉大不平等现象。

贝佐斯财富飙2107亿

如今富人可以在网上办公赚钱，自年初以来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财富增加了490亿美元（约2107亿令吉），这要归功于其向电子商务的果断转型）。

而穷人则失去了工作甚至健康和生命。随着收入捉襟见肘的政府开始削减那些对穷人至关重要的预算和公共服务，不平等的代价肯定会进一步增加。

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由于缺乏有条理，有能力和可信赖的政府去执行公平且可持续的疫情对策和经济复苏战略，世界必将被越来越多由全球危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浪潮所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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