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海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中国还在努力应对着诸如巨额债务、资本错配、严重污染和房地产困境等问题。但早在十年前，中国政府就对这些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并致力于处理它们。

中国经济已接近或达到巅峰——这种说法在西方媒体中大行其道。然而，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悲观者的分析，你会发现支撑他们悲观预测的诸多理由并不新奇。他们往往强调的挑战，反倒是与经济学家和评论员至少在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所一直强调的相同。如果在那时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它现在出问题了呢？

诚然，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的主流叙事已基本变得负面，现在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比十年前甚至五年前要大得多。由于美国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遏制中国，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已经下降。

即便如此，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脱钩”可能仍被夸大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卡罗琳·弗伦德及其同事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某些领域，中美的确减少了接触。例如，就受美国加征关税的产品而言，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远远落后于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

但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中美供应链仍然联系紧密，特别是在“战略产品”方面。此外，增加对美出口的那些国家往往嵌入在中国的供应链中，而且这种嵌入越来越深。

事实上，试图在美国的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国家一直在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尤其是战略产业。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似乎正在推行“中国+1”战略：除了在中国投资外，也在其他国家投资，而不是取代中国；而在中国的企业这边，它们近年来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并将自己的生产链部署到境外，特别是那些可以避开美国惩罚性关税的国家。

持续输出资本

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确保中国资本继续流向世界其他地区。

悲观者可能会指出，中国也面临着国内的挑战。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中国还在努力应对着诸如巨额债务、资本错配、严重污染和房地产困境等问题。但早在十年前，中国政府就对这些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并致力于处理它们。

例如，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计划，成形于2015年，包括收紧金融监管、加强政府对产能过剩的高杠杆行业的监管和干预。虽然该计划有助于防止债务或金融危机，也限制了许多高杠杆行业的增长，比如房地产行业。但是，认为房地产行业疲软将引发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言过其实了。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明白，房地产行业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并致力于确保转型顺利进行。更广泛来看，已经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增强了中国的经济韧性，且尽管美国加征关税，中国的出口仍保持强劲。与此同时，从服务业到数字经济及高科技等新兴行业一直在高速发展。

2023年或增逾5%

所有这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在2017—2019年间实现了6.6%的三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冠病大流行阻碍了2020年的增长，但是经济在2021年强劲反弹，增长率为8.1%。

而且，2023年的增长率很可能高于5%。即使在2022年进行了一轮封控政策，也没有阻止经济增长。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疫情大流行中毫发无伤。三年来创造收入的机会减少，限制了中国消费者在疫后推动经济快速复苏的能力。政府现在必须加倍努力，在未来两年推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支持国内需求和创造就业。

加快自由化

中国的决策者还必须努力加快一些行业的自由化进程。例如，禁止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必须尽快摆脱这些限制。

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金融监管机构前不久向美国万事达卡公司颁发了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上个月，中国还单方面对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六个国家实行了免签入境政策。

没有人期望中国会永远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资本积累总是要放缓的，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带来的早期红利总是要衰减的。现在，经济增长需要将更高的支出份额花在家庭消费上，而非在投资上。

正因如此，人们迫切希望中国政府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通过诸如收入转移和更强有力的福利计划（这将使家庭能够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支持家庭消费。那将创造一个繁荣的国内市场，有助于服务业的扩大，并支持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尚未枯竭，也没有成熟到失去活力的地步。经济的现状会使再平衡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中国致力于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打开了时间窗口。

当然，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全球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让人们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但这很可能对中国有利，加速其新增长模式所需的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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