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给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我们曾经历过的金融危机，其影响层面之广和深，也还真的是“国家独立以后未有之大变局”。

别说我们仍陷疫情和管控的泥沼，即便过渡了，遗留下的经济疤痕仍需耗时复原，而新的经济挑战也将尾随，因此很多问题需要对策，难题等待解惑。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国现有失业大军70余万人，未充分就业人数过百万，每年投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也有30余万人，照常理大家都该急着找工作。

但一翻看国行有关于劳力市场于今年第一季的数据，令人诧异的是，总工作空缺虽近45万，积极求职者不到10万人。

那是怎么一回事？数据收集有误？职务空缺和技能错配，所以人遇不到工，工聘不了人？这会否拖慢经济的复苏，或者生产产能由于难以聘人而受限制，导致因供应拉动的通货膨胀？

职场生态改变

还是职场生态改变了，毕业生和失业者纷纷开始往线上创业，不再向往大象，宁愿做个可以自行平衡工作与休闲且机会无限的跳蚤？

如果真是如此，税制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甚至改革以鼓励零工经济的发展？就业保险计划该如何重新定义雇员，以便能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

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冰山的一小角，随手拈来的棘手问题，就有收入和财富不均等因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和数位落差而可能进一步扩大；家庭储蓄和债务状况不断恶化而可能拖慢经济复苏，低收入家庭甚至落单而无缘尝到复苏果实。

此外，退休基金体系的根基到底因i-sinar和i-citra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损伤；国家到底还有多少的举债能力；现有的税收收入在未来十年会因为人口老化、区域贸易自由化、化石燃料耗尽而减少，到底税收制度该怎么改革。

还有，福利制度要如何整顿才能于税制，工业、科技及贸易政策挂钩，以确保没有国民会在经济转型中被遗弃。

显然地，我们都没有答案，而最该提供回应的学术经济几乎集体缺席。

本地历史最悠久的经济学术期刊《大马经济研究期刊》，从去年至今没有刊登过任何一篇有关于疫情和经济应对政策的研究文章，也没有办过任何相关的特刊，做深入的探讨。

国内其他属于经济研究范畴内的学术期刊如是安静，仿佛国家这一年多下来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与学术经济无关。

失望是唯一感受

若想要从号称代表大马经济学界的马来西亚经济协会的网页来了解学界对于任何有关于疫情经济课题的看法，失望是唯一的感受，因为网页除了有不断更替的庆生、叙旧、谈笑风生的照片以外，也就只有那么一场线上讲座，仿佛国家这一年多下来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一个线上讲座即可解答。

克鲁曼和萨默斯两大学者关于通胀的学术讨论，尚且可以成为彭博社接下来无数次的跟进和讨论，我们有关于通胀的讨论（如果还真有讨论这回事）却完全以国行和投行报告的看法为依归。

也难怪媒体每每要针对经济课题寻找看法时，问的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会计师和商会代表，因为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甚至会认同从业者本就应该比我们更懂经济，因为我们只是做经济研究和教学？！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每周40个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当中，除去三分之一的教学时间，剩余的就是自行规划的科研时间，学界因此享受着相对于任何打工一族而言都要来得丰厚的资源，没有任何行业比学术经济界更有时间条件去思考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并通过研究、写作、授课、咨询和讲座为不同的群体答疑解惑。 

当然，先决条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还得事事关心，学术经济要是持续集体缺席，恐怕那要敲响经济政策失序和败坏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