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本栏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位得奖人的主要贡献，是在所谓的“自然实验”里巧妙地找出因果关系，并应用在多项社会经济课题上，多次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因而获奖。

这自然实验可用来探讨一些社会经济课题，即巧妙地利用一些即成或突发的社会经济现象，来仿效犹如自然科学里蓄意随机式实验。

这些尝试解答社会经济课题的自然实验，大多是在几位获奖者较为熟悉的美国进行，得出的结果固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但美国终究是个发达国家，无论基础建设、社会保障、人文素养等都有一定的基本水平。

在该水平上，自然实验里的许多变数因素，无论是在数目上抑或影响力上，可能都更为处在可控（但不是说可操纵）的范围内。

但如相似的自然实验是在一些如本地般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不知相对于在美国所获得结果，又是否一致或相似呢？

到底在发展中国家里，教育、卫生、安全等许多人类发展指数可能欠佳，如果进行类似的自然实验，则一方面可能连实验结果数据的收集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

另一方面，这些如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自然实验，所要探讨的变化因素本身是否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释实验结果，还是会在更大程度上被发展滞后的其他因素所影响，也很成疑。

当然，因为发展中国家推出新的发展计划或项目来争取加速发展力度的数量，相对于已然无需太多更高社会经济发展力度而只求平稳发展的发达国家来说，也还是更高的，所以发展中国家也还应是这些自然实验可进行的好处所在。

最低薪未必影响就业

如之前提过，今年其中一位得奖者戴维卡德，曾把美国刚调高最低工资的一州之后的就业率对比于没调高最低工资的邻州就近地区，后来发觉两地的就业率没有显著的改变与分别。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之前的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最低薪资政策会导致雇主基于更高经商成本而雇佣更少员工的理论。

结果会否不同？

类似的自然实验若在欧洲、日本等先进国度重做，结果可能也很相似，因为这些国度原有的生产力已然是偏高的。但如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这些自然实验，结果也还会是如此吗？

到底譬如说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人口里，无论是在最先进知识的掌握抑或积极工作态度等方面，可能都还有改善空间。

所以在没有大幅度改善这些发展因素、大力提高整体生产力前，就贸贸然地实行最低工资政策，就业率是否也还会是维持不变，也是很值得探讨的。

另外，卡德也通过在美国所进行的自然实验推翻新移民会导致原居民丧失工作、薪资降低的说法。乍看之下，这对也有着许多外来客工的本地来说，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然而，主要基于善待改善的生产力，本地薪资本来就已不高，难以再有下调的空间。

至于如薪资相似，雇主基于工作效率与态度，会更为乐意聘用本地或外国劳工，那就见仁见智了。

所以期待更多的自然实验得以在本地进行，让政策制定者得以拥有更为完善的理念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