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输入外劳输出马劳怪象/胡逸山博士

本地也还算是很幸福、很“好命”的。因为许多如本地般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长期低迷,许多民众难以找到生计,所以是大量的输出彼等的劳动群众到经济状况更好的外国去当外劳打工,以赚取外汇寄回家乡养活家小。

笔者还记得首度到菲律宾去公干时,看到首都马尼拉的机场,竟然有着为所谓的“菲律宾海外工作人员”所设的特别通道,彼等人数的庞大可想而之。而菲国以及笔者也到访过的孟加拉,也都有为各自管理输出外劳的官方部门。

另一方面,在中东的许多富裕国度,大家看到从最底层的厌恶性行业,一直到高档的服务业,多由外国工作人员所操作。而在个别较小的中东国家里,这些外劳人数竟然超越了本地人口数倍之多,可见彼等的社会经济运作对于外劳的依赖性。

而本地在这方面其实也不落人后,赫然从至少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输入许多的外劳。譬如说当下已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其实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还算是个发展中国家,也免不了需要输出外劳。

有发达国家现象?

在笔者生长的东马沙巴,在那个时代因为伐木业的兴旺,也还颇为富裕。笔者小时就看过韩国的劳工在首府亚庇的建筑工地里辛勤工作。后来彼等之中有一部份也留下在沙巴,为本地社群增添了更大程度的多元色彩。

后来沙巴也有越来越多来自印尼东部摩鹿加群岛以及帝汶等的劳工,在园丘以及本地人家庭里工作。

在西马,建筑工人好像多来自孟加拉、缅甸、印尼等。工厂工人与家务助理,则好像多来自印尼中西部爪哇、苏门答腊等,彼等在本地的工作待遇与生活福利等,也常成为本地与印尼之间的双边关系的一个主要摩擦面。

而在如餐饮、零售等行业,本地也如新加坡、中东各国等,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菲律宾与孟加拉的服务员,说着口音浓厚但又流利的英语。所以从这些大幅度依靠劳动的角度来看,本地俨然已经很像那些发达国家了。

然而,假如我们有到访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话,却也可能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当地社会劳动现象。

一方面,譬如在日本、韩国、澳洲等,鲜少会有外国劳工在工地、工厂、家庭、服务业等干活,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的工人在这些行业里工作。

是时候结构性改革

在当地就算有所谓的“外劳”,其实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意义里的“外劳”,即彼等很少是大规模、系统性地被从外国输入到当地去工作,而多是当地的新移民们基于从低做起的社会流动原则,个别、零星地去从事这些行业。

另一方面,我们却也看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柔佛同胞当日来回过长堤到新加坡去工作,以赚取汇率相比于本地很高的新币。在一些中东国家,据说也有越来越多的“马劳”。

本地这种相对畸形的劳动市场现象,一方面输入大量外劳,另一方面自身的劳动人口却也流失,常远来说,是会弊多于利的。

以上日、韩、澳等的例子阐明,多用本地劳动力而少用外劳是可能的,无非就是加强技职教育、合理化薪资水平、改变社会与商界的态度。是时候集思广益地来结构性处理这本地劳动怪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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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引进令供需不均 外劳中介营运艰难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22日讯)外劳的工作表现和更换成本为中介公司带来业务压力,加上政府冻结新外劳申请的政策,限制了中介公司在招募和引入外劳方面的灵活性,导致无法满足雇主的需求,影响中介公司的收入来源和业务发展。

外劳的工作稳定性直接影响到雇主的满意度,频繁更换不但对中介管理成本造成负担,还可能导致他们流失客户。

根据从事外劳中介的马来西亚安溪会馆联合会总会副总会长拿督刘文财向《南洋商报》表示,这种情况对建筑、制造业等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行业较为明显,造成用工短缺,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外劳引进渠道收紧

他说,外劳引进渠道的收紧,中介公司可能要转向其他业务,例如帮助现有外劳办理工作签证延续、提供培训服务,或是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来缓解劳动力短缺。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中介公司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但同时也要求其具备更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他提到,由于外劳供应受限,市场上的外劳价格可能会上涨,雇主的雇用成本增加。

虽然中介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服务费用,但如果价格过高,也可能导致客户的不满,甚至失去部分客户。因此,如何平衡价格和服务质量,也是中介公司面对的一个挑战。

朝令夕改增加不确定性

“政策的频繁变动,如外劳配额的突然取消或加强审查,进一步增加了中介业务的不确定性。在这方面,业者必须时刻关注政策动态,并灵活调整业务策略,以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刘文财也表示,外劳在各领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建筑、制造和农业等领域,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作态度和语言沟通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到工作效果。

“如果外劳的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中介公司可能需要介入,提供培训或更换,这不仅会引起客户不满,还可能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

供给骤减或难及时替补

我国雇主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特别是当现有劳工合同的到期及外劳离职,导致劳动力供给骤减,无法及时招募新外劳替补离职者。

大马雇主联合会(MEF)主席拿督赛胡申博士促请政府协助中小微企业加快采用新技术,以填补外劳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各利益相关方需共同努力,鼓励本地劳动力填补因新外劳招募冻结而出现的劳动力空缺。

他说,政府决定维持对新外劳申请的冻结政策至明年第一季度,主要是根据第12大马计划,目前本地劳工与外劳的比例已接近上限(2.41:1)。

赛胡申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我国在多个领域,特别是种植业、建筑业、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些领域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却非常关键。

他说,在吸引、培训和留住人才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和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时。

“我国需要不断更新并调整培训计划,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不但包括技术技能,还需要涵盖在劳动力市场中日益重要的软技能,同时应利用技术和在线学习平台,让培训更加便捷和吸引人。”

更换外劳影响企业营运

刘文财说,更换外劳不仅涉及到重新招聘和培训的费用,还有可能导致雇主的生产中断,影响业务营运。

这会加大中介的营运压力,特别是在需要迅速满足雇主需求的情况下,如重新招聘、办理相关手续、安顿新的外劳等,都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资金。

此外,外劳的流动性较大,可能因为工资、工作环境等原因频繁更换工作,导致中介必须时刻保持足够的外劳储备和应变能力,增加了管理和运作的复杂性。

“因此,对于中介公司来说,保持外劳的工作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更换频率都是业务管理中的重要挑战。如果外劳频繁更换,中介公司不仅要承担培训成本,还可能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

“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中介公司必须通过严格的筛选、培训和管理等措施来提高外劳的工作表现,从而减少更换频率和相关成本。”

多管齐下培养本地人才

针对我国应如何促进本地人才发展,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

赛胡申提到,我国可以优先培养本地人才,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同时重点提升教育体系、改革政策和改善职场文化。

他说,有必要加强教育体系,特别是更加重视与各行业需求紧密相关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应为学生提供直接适用于职场的相关技能,确保新兴劳动力能够满足各行业的具体需求;这不但有助于培养本地高素质劳动力,还能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为吸引本地人才进入传统上由外劳主导的行业,需发展清晰而吸引人的职业发展路径。建立明确且可实现的职业晋升体系,能够激励员工在其领域中不断求进步。”

企业须完善薪酬体系

他认为,通过提供市场竞争力强且与职位需求和技能要求相符的薪酬,加强本地职位对本地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减少本地人对这些岗位的排斥,因此企业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确保公司的营运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

此外, 政府可以为承诺招聘和培养本地人才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其他金融支持。

“推动文化转变,尊重并重视所有形式的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技能型劳动。通过公共宣传活动和教育改革,纠正与某些工作(尤其是“3D”,即危险、肮脏和困难工作)相关的社会偏见;通过重新塑造工作职位名称和采用新技术,可以提高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和地位。”

“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例如在特定生产过程中引入机械化以提高技能要求,以及重新评估与这些角色相关的薪资和福利,可以使这些“3D”工作对本地劳动力更具吸引力。”

雇主应维护外劳权益

赛胡申也认为,雇主应承认外劳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维护他们的权益之外也帮助他们融入社区。

“大马在经济上受益于外劳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填补劳动力缺口,还包括提升生产力和带动本地无法独立维持的经济活动。例如,外劳在种植业和建筑业这两个大马主要经济驱动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一向努力完善保护外劳的法律框架,不仅强化执行劳动法,还通过与来源国签署双边协议保障外劳的福利。这些努力还涵盖了确保公平的招聘流程,以及工作期间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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