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李师孟

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是中共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奠定了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邓并列的地位，强调三份历史决议一脉相承，但没有处理胡耀邦、赵紫阳等敏感历史问题，比起过去缺乏理论勇气。

11月11日，为期4天的中共中央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届中央委员会的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往往都有重要意义：三中全会解决重大方针路线问题，比如改革开放后历次重要体制改革决议都在三中全会上制订，而六中全会则在下一届的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召开，解决权力格局和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彻底击垮“第二次王明路线”，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取得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的权力和路线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巩固了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影响中国权力格局

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解除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这标志着毛泽东去世后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邓小平时代全面开启。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习近平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是自从2002年江泽民卸任后，首次确认党的“核心”领袖，标志着前改革时代落下帷幕，具有鲜明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正式开启。

本次六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就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前两个决议一样，新的决议将长期影响中国的治国走向及权力格局。

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共中央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负责意识形态几位最重要的高级官员：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党史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等悉数出席，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中央全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历史决议》具至高意识形态权威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历史决议》是一个具有至高意识形态权威的文献形式，它的作用在于重新阐释历史，确定新的是非准则，塑造权力和理论的合法性，而在这过程中，获得历史决议的制定权，也就意味着获取了安排未来的权力。

中共过去通过的两份历史决议，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地位，也实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1945年8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名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一份历史决议（这份决议实际上是1944年—1945年的漫长马拉松式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制订的，然后由七届一中全会正式通过）。

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

这份历史决议是延安整风的产物，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参加者有任弼时、王稼祥、彭真和康生等。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批判了大革命以来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和王明、博古等历次“错误路线”，二是详细阐述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主张”。它基本解决了中共长期以来面对革命道路的思想混乱问题，第一次达到了全党的思想统一。

中共在通过第一份历史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刘少奇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正式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构成了毛泽东权力和思想意识权威的基础。

次份决议否定文革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共通过了第二份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的起草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参与起草人员有胡乔木、于光远、吴江、廖盖隆、龚育之、郑必坚、郑惠等20多位资深理论家。整个过程九易其稿，先后经过了一年多广泛讨论，范围最广的是众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讨论”。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17次约谈负责起草档，陈云也十余次发表意见，这个历史决议基本是邓、陈意志产物。第二份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论证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分析了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奠定了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基础。

习近平主持起草

新决议有别过往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年初北京接近权力核心的社交圈就传言将制订第三份历史决议，这个消息在下半年被证实。

第三个历史决议由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王沪宁、赵乐际担任副组长，起草工作于3月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审议草稿，在这过程中还征集退休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一共做出547处修改。

这次历史决议的核心内容是“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将之称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式、严肃地确定了习近平地位，以及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虽然在最近中国官方宣传口径中，不断强调中共前后3份历史决议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是新历史决议，无论从内容体例上，还是思想观点上，跟过去的历史决议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都发生了诸多变化。

淡化处理左倾错误

第一，前两份历史决议不仅记述成绩，也重视反思错误，总结教训，而新历史决议对中共过去的错误以及事业挫折，都明显选择淡化处理或回避，基本可以视为是一个正面的成绩功劳簿。

尤其是新决议对1957年以来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尽可能淡化处理。新历史决议对中共历史进行了4个阶段的分别论述，中共八大以后20多年的错误仅有一段两百余字的着墨，显然比例不足。

但本次决议没有维持近两年将文革定性为“曲折探索”的说法，重新把它形容为“内乱”和“灾难”，可见无论是民间、党内高层对重新评价“文革”都很抵触。最近3、4年，中共官方文献对“文革”评价的波动性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弱化邓小平历史地位

第二，弱化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地位。在过往的官方意识形态构建中，邓小平是与毛泽东同等重要的历史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代，都可以归结为邓小平时代，江泽民、胡锦涛只不过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执行人。但是在新历史决议中，邓小平已经被弱化为与江泽民、胡锦涛同等重要的一个阶段性领导人，“邓小平时代”仅特指1978年至1989年邓小平执政的时代。

邓小平地位的被弱化背后有复杂的原因，近些年，中共更加高调纪念陈云、胡耀邦及华国锋等人的诞辰，其实也是淡化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地位的一个体现。

第三，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历史资料的发掘，以及历史当事人的逝去，重新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时机已经比较成熟。比如与习仲勋关系密切的“高饶反党联盟”这本来是子虚乌有，比如“林彪反革命集团”中黄永胜、吴法宪等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角色问题，华国锋功过，更敏感者如胡、赵历史地位问题，但是在新历史决议中对这些问题都选择回避，比以往缺少了理论勇气和魄力。

核心内容是拔高习近平

本次历史决议全文共有3万6000余字，基本与第二份历史决议篇幅相似。其中，第一二部分对毛泽东时期的论述占近5600字，第三部分对邓江胡时期论述占4100字，而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篇幅达1万9000多字。

另据统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作为人名，共在决议中出现30次，其中毛泽东11次，邓小平3次、江泽民和胡锦涛各一次，而习近平为14次。因此，评价总结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地位是本次历史决议的最核心内容。

新历史决议指出，习近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并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预示未来执政方向

在中共党史上，只有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和邓小平理论（中共十五大）获得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殊荣，这表明习近平已经获得与毛泽东、邓小平同等重要政治权威。

决议分别从党内的领导、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国防、外交等13个领域阐述了习近平在新时代的治国思想，并在阐述中隐含批评了过去的一些弊政。决议虽然是对十八大以来治国思路的概括总结，但是其中很多提法仍然值得关注，预示着未来的执政方向。

第一，把强化党领导放在重中之重，决议指出其核心要件有二，一是把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视为最高原则；二是提出要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落实党的领导，尤其提出要在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把国家权力边界的进一步延伸。

第二，重申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保护劳动者和中小市场主体的权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1978年以来中共一直坚持偏向于资本和效率的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最近一年的新经济政策表明，中共正在转向一种节制资本、强化管控的偏左经济路线。

加强宣扬民族主义

第三，一方面提出发展全过程民主、依法治国，推进以生存权、发展为首要内容的人权事业，一方面再提警惕和防范“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这表明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仍将是细节技术方面，更注重权力使用的效率以及公平性，但是不会做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在意识形态章节和国防军事章节后，又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论述国家安全问题，这说明中共越来越注重内部的、非政治、军事领域的挑战，未来对社会的控制力仍然会继续加强。

第五，除了强调用马克思主义重塑国民意识形态外，还宣导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试图用民族传统文化塑造人民的文化自信，最近中央开始寻求立法保护传统文化、保护中医药都是强烈信号，民族主义在未来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加强。

第六，以极其严重的语气重申“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说明中国虽然近两年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中共从执政安邦的需求上，仍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中国与外部脱勾的可能性较低。

建党百年晋新时代

新历史决议表明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业已形成：它既继承了以往改革开放的基本成果，又注重讲求公平、均衡、稳定、权力有效性、社会控制力；它既承认一些市场经济、法治、民主等基本价值取向，又具有强烈的新权威主义色彩。

这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国内挑战，所进行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转换，正像新历史决议对1921年以来中国百年历史划分的那样，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迥然不同的新时代。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