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童清峰

钓鱼岛的主权归属，这几十年来争辩不休，台湾、日本和中国各执一词。日方则坚持钓鱼岛群岛并不存有争议，这群岛原是属“无主地”，日本是基于“先占原则”所获取的。但北京认为钓鱼岛原本就属于中国领土，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趁机窃取的。台湾一贯主张：“钓鱼岛无论就历史渊源、地质结构、法理依据或台湾渔民传统作业渔区等观点而言，均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不容置疑。”

当中也出现过变化，1894年甲午战争后，满清战败，日取得台湾及钓鱼岛。1945年二战日本投降时钓岛随台湾归还“中华民国”，现在是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十三邻，邮递区号29041。

1951年，二战的大部分同盟国成员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根据和约，美国接受托管琉球群岛，并擅自将钓鱼岛划入托管范围。1972年，美国结束对冲绳的占领，不顾中国及台湾的反对，将钓鱼岛连同冲绳移交给日本。

研究钓鱼岛的马英九称，美国交给日本的是“行政权”非主权，不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立场。

根据台湾前外交部长钱复的回忆录记载，1972年美国将琉球归还给日本时，美方认为钓鱼岛是琉球的一部分，故同时归还。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政府认为钓鱼岛的主权属于日本，有关主权的争议应当由当事国自行处理，美国不介入。

纳入美日安保对台不利

然而国际情势发生了变化，如今美国为了防堵中国崛起，强化美日同盟战略，从奥巴马政府起，一直维持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的立场，形同选边站，对台湾相当不利。

马英九在“保钓50研讨会”致词时表示：“我们的立场在于坚定主张台湾拥有钓鱼岛的主权，对于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恐释放错误讯息，有损台湾主权权益。我认为我们不该赞成。”

国际法学者认为，对于争议领土的解决，由于各国对于领土主权争议其实并不容易达成一个具有规范性的共识，使得搁置争议的妥协默契成为解决争端的暂时方法。

因此有人认为，钓鱼岛虽没有彻底保住，但也没有真正丢掉。这种说法似乎有点阿Q，不过也并非全然无理。

王智明说：“钓鱼岛至今维持争议，在评价保钓50年的第一个层次上，应该是保钓的功劳，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留学生掀保钓狂潮

台湾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保钓，不知保钓为何物，但那些经历过的人都会觉得青春无悔，生命没有白过。

那一页轰轰烈烈的保钓历史要从日本人的蛮横开始说起。1970年暑假，日本开始意图染指钓鱼岛，撕裂青天白日旗，并数度驱逐长年在当地捕鱼的台湾渔民。渔民回来申诉，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当时国际情势对台湾十分不利，联合国讨论要排挤台北席次，改由北京取代。蒋介石当时亟需美日支持，因此忍气吞声，激起留学生强烈愤慨。

愤怒的海啸波峰随即在美国扰动，从东岸到西岸的校园展开串连。根据林孝信当年的回忆，留美学生开始酝酿保钓运动，先是在普林斯顿、纽约、波士顿、威斯康星州麦迪森、加州柏克莱等地大学，分别自发地在少数留学生圈子谈论。

但这种讨论迅速蔓延开来，透过《科学月刊》建立起联系网路，并开始成立保钓团体，不到半年，一个全美的留学生运动已经隐然成形。

1970年底，正在美国费城宾州大学攻读的王正方回忆，保钓之所以引起香港、台湾留学生的共鸣，纯粹只是浓厚的民族感情，共同背负着百多年来中国所受的屈辱。

他们立即筹备成立“费城保钓行动委员会”，马不停蹄地在大费城地区举办大大小小规模的演讲会、讨论会及说明会。

海内外响应“新五四运动”

今年85岁的中研院院士项武忠回忆当年的盛况，留学生或手抄或油印，编写许多杂志报刊在全美大学校园流传。

“我们甚至在《纽约时报》买下整版广告来宣扬保钓的理念。我们都觉得那是一场属于我们的‘五四运动’。”

事实上，当时游行发放的小圆章上提出的口号正是“五四”当年所留下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强权不用说是指美日，国贼则是指国府，因其守土失责，对外怯懦无能，近乎卖国。

保钓热火点燃后一发不可收拾。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及洛杉矶等城市举行第二次大游行，将保钓推向最高潮，这次示威的声势更浩大，单单在纽约一场估计至少有2500人，甚至最多4000人。

王正方回忆说，4月10日在华府的示威确实是一次华人空前的聚集活动。来自东部及中西部的华人仍以台港留学生为主，以整齐的队伍游行，一路高歌呼口号至美国国务院、台湾大使馆、日本大使馆前各做停留，递抗议书、喊口号及发表演说。听着台上精湛、有时具煽动性的演讲，群情高亢到不能自已。

政大创台湾保钓行动先河

在北美掀起的保钓狂潮不仅引起国际媒体注目，也震动台港，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民众活在白色恐怖之下，但日本占领钓岛激起社会的怒火，一开始侨生最积极参与，逐渐本地生也受到感染。

首先发难的是政治大学侨生，在学生领袖王恩浦、郑树森等人的策划下，政大侨生主导1971年4月15日北部几所大学的保钓示威抗议活动。

前身是“党校”的政大，开保钓风气之先，连台湾大学都来取经。台大领导的抗议游行队伍在2个多月后的6月17日成形，集合政大、师大和清华等，约2000多名学生，突破戒严禁忌，在美日大使馆前示威。

此举开创以后数十年台湾年轻人参与民主政治运动的先河，就像老保钓、作家郑鸿生所说：“（保钓）是台湾战后新生代的第一次集体政治行动。”

结构纠结兵分三路

保钓在台美掀起的狂潮，基于各自不同的土壤环境，往后的发展命运也各有不同。

郑鸿生表示，当时由于保钓运动是基于台湾的政经社会条件与内在矛盾而爆发的，有着与台湾的社会现实较为紧密的联系，遂显得十分在地。

不同于北美的保钓，基于其自身大环境而向统运发展，台湾的保钓则主要朝着岛内的政治民主与社会关怀的方向进行。

这意味，在北美有空间去面对整个中国，而在台湾只能局限在岛内，甚至是校园里。

王智明指出，华府的“4·10”大游行是一个图腾。它标志着留学生爱国情绪的沸点，也是学生力量的展现，但也具现了理想主义未竟其功的困顿与挫折。

林孝信就曾写道：“4·10”的华府游行声势浩大，然而游行没有获得正面回应，反而造成了失望与彷徨。

因此，大家省思保钓不成功的原因，也继续探索延续保钓运动及其精神的其他可能。

王智明指出，正是在这样的探究中，留学生回溯由帝国主义与国共对抗所形成的中国现代史，因而理解主权争议的背后，有着复杂纠结的国际政治图谋与冷战结构制约。

1971年9月间安娜堡会议中，保钓正式分裂成左统、右统与中间派3条路线。其中左右路线之争最为惨烈，这两股政治力量在美国华人之间角力，仿佛国共斗争在海外的新战场。这削弱保钓力量，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游行是1972年5月13日在华府举行，抗议两天后美国正式将琉球（包括钓鱼岛）移交给日本，约有1000人参加。此时，保钓已成强弩之末。

资深媒体人王健壮写道：“保钓的外在挫折带来的结果，却是台湾的内在反省、内在觉醒与内在蜕变；文学艺术的乡土运动，政党政治的抗争雏型，以及威权统治的逐渐解体，都始于70年代那关键10年，有人因此形容：保钓运动带头的70年代是‘现代台湾的原型’。”

新老交替前路多艰

展望未来，保钓前路依旧多艰，要激起台湾人的保钓意识并不容易，更遑论要改变国际客观情势。

“保钓发展承接了50年前的包袱，包括老保钓的心情、国族认同等，今天保钓不能迈开大步，是因为这个东西放不掉”。

不愿具名的保钓人士直言：“因为一谈保钓，就谈主权；一谈主权，不是台湾就是中国，一直在里头纠缠，走不出来。”

他认为，保钓要坚持主权，但不能只谈主权，这是新生代跟老保钓有一点差别或距离的地方。

“让主权的想像稍微有点弹性，让议题不是永远停留在经济发展或油源等，因为每次这样讲，就把问题讲死”。

保钓的定位让本来就狭小的这条路变得更窄。没有明显政党属性的林孝信当年“蓝绿通吃”，所以可以吸引各路人马一起投入保钓；后林时代，马英九俨然成保钓精神领袖，他的号召力提升保钓能见度，让微弱的保钓火种不至熄灭。

事隔50年，回首来时路，很多老保钓喟叹不已。王正方在一篇文章中，引述昔日保钓健将夏沛然的一段话，为保钓下了十分中肯的历史注脚：“钓运真正深刻的影响发生在参加运动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人成熟长大，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

“有人在共同工作中结识了生死不渝的知心朋友，有人因此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有人为此妻离子散。有人毅然回到家乡服务，也有人决心在异国终老。有人为这段时期的幼稚盲动羞愧，到现在还不愿意去触及记忆的疮疤；也有人认为那些激动昂扬的岁月，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光。

“如果说在时代汹涌的波涛中，钓运不过是短暂的小浪尖，构成这个浪尖的无数水花和泡沫，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喧闹与争辩、探索与寻求、反省与沉思，也具体反映那个时代的色彩与特征。”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