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国总理李强公布了雄心勃勃的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目标表示赞同，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5-6%，然后在2036-2050年间放缓至3-4%。

林毅夫认为中国实现高收入也就是2025-2026这两年的事。但鉴于中国黯淡的人口前景，这似乎不太可能。

林毅夫指出有26个国家在人口开始老龄化时人均GDP不足美国一半。他认为既然这些国家能在此之后继续改善经济，那么中国也可以。

经济增长将放缓

世卫组织将一个经济体进入老龄化阶段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这个点位中国在1998年就达到了。

在202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增至15.4%。

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5%之后的12年间实现4%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8%。

人口的老龄化会影响生产、消费、创业和创新，削弱经济活力。随着年龄中位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GDP增长将出现放缓。

因此，林毅夫预测中国将在2024至2035年间实现5%至6%年增长率的说法，就像80岁老人赢得马拉松比赛一样不可能。

林毅夫强调了中国的后发优势，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抵消了这一优势。

人口问题和劳动力萎缩已导致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分别从美国2008年水平的73%、66% 和51%下降到39%、27%和32%。与韩国和台湾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一样，这些国家目前正面临着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重蹈日德覆辙？

中国的老龄化危机让人联想起日本和德国的状况，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萎缩，致使日本和德国的人均GDP分别从1995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54%和110%下降到2023年的41%和64%。

同样，2023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与1995年的日本和2000年的德国相同，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1996年的日本和1995年的德国相同。

在到达这些人口节点之后的12年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8%，德国为1.4-1.5%。根据这些历史趋势，到2028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3%，并在2031-2035年间低于美国。

2023年时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2681美元，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1万3845美元高收入门槛。随着过去二十年年均2.1%的增长，预计到2028年这一门槛将升至1万5715美元，到2035年将升至1万8219美元。

假设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从2024年的5%放缓至2028年的3%和 2035年的1.5%，则其人均GDP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达到1万7893 美元。中美经济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削弱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的能力。

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一些因素预计将给人民币带来下行压力，致使其更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群体正在迅速萎缩，其工业价值链正在向参与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减少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该国制造业并侵蚀其贸易顺差。

其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政府努力应对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中国有可能会调低利率。

人口老龄化

最后，世界各地的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低通胀甚至彻底通缩。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可能会加剧通缩压力，扩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

当然，如果高收入门槛保持不变，那么中国可能会设法达到这一门槛。但人口老龄化可能会阻碍中国摆脱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2%，远低于60%-70%的全球平均水平。而2022年的高收入门槛意味着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在8307至9692美元之间，这通常意味着中国应当拥有一个能够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庞大中产阶级。

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5565美元，中产阶级仍是少数。中国要跨过高收入门槛就需要将人均GDP提高到19000-22000美元。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施各类深层次改革。

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解决人口危机，而这两者都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

考虑到当今的中国与1978年邓小平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时相比更加厌恶经济改革，因此快速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很小。所需的转变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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