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列孚

“香港女儿”梅艳芳逆境突破，是狮子山精神的践行者。《梅艳芳》压轴是她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乐声响起，她孤单地将自己嫁给舞台；观众潸然泪下。凛然、硬气但又多情，是梅艳芳的写照。制片人江志强实践承诺，拍出梅艳芳精采一生。

由香港安乐电影公司主投出品、著名电影人、曾经制作《卧虎藏龙》的江志强监制的《梅艳芳》创下了一个纪录：该片11月12日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同时公映。这是中文电影首次在两岸四地于同日公映。

梅艳芳，是两岸四地以至全球华人都熟悉的公众人物。作为人物传记电影从来就不易拍，何况梅艳芳并非一般流行歌手，她也是风云一时的演员。

她的“身分”太多了：关于慈善的、关于正义的、关于“江湖”的、关于作为香港演艺人员协会会长等等。

最后一场演唱会

更典型的莫过于她更是“狮子山精神”的成功践行者。由黄沾填词、顾家辉作曲、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1979年），歌词中有“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等句，实际上便是“香港女儿”梅艳芳从逆境成长、成功的写照。电影《梅艳芳》其实着重地表现了她这种永不言败精神。比如压轴一场是梅艳芳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她舍不得歌迷、舍不得舞台，孤单的她将自己嫁给了舞台。看到这里，观众莫不潸然泪下。凛然、硬气但又多情，是梅艳芳最概括的描述了。

《梅艳芳》要上映，中国大陆官方传媒也给予了罕见的重视，例如隶属于人民日报社的人民网、上海东方卫视以及广东相关传媒如《南方都市报》等都深度访问了江志强，以及《梅艳芳》主创一行到各主要城市进行路演宣传时的视频。其中核心问题就是：梅艳芳去世已有18年，为何执着一定要完成当年的那份承诺？江志强的回答是：“我答应过阿梅（港人对梅艳芳的昵称）我们合作拍一部电影，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夙愿未了，但她曾经帮助过我，但到现在才有了合适的机会，我答应过的事，我一定要做到。”

电影筹备6年

一诺千金。江志强做到了，影片从2016年开始立项筹备，整整6年，才将本片完成并上映。江志强也强调，这不是一部商业电影，若如是，他不会拍。

“情与义，值千金”，一首粤语歌是这样唱的（《陆小凤》，卢国沾填词、顾家辉曲、郑少秋演唱，1976年）。

票房要靠大湾区

观看《梅艳芳》的90后、零零后的年轻观众似乎不太多，但粤港澳大湾区（下称大湾区）是例外。以广州为例，该片上映后每天的票房收入名列中国大陆城市第一，深圳居次席，整个广东票房占了全国票房的三分之一。香港截至上周日（11月21日）票房超过3000万港元（约380万美元），是近年来票房走势最强、票房最高的一部港产片。若连香港计算在内，本片大湾区票房收入便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正如中国某些电影微信公众号所指那样，《梅艳芳》票房“要靠大湾区了”。非常明显，影片的地域性较强，所唱歌曲除了《女人心》是普通话（中国国语、华语）版外，其余全是梅艳芳所唱的粤语经典歌曲，当广东以北内地地区上映的多是普通话版但歌曲却仍是粤语歌时，便似乎有点“不搭调”感觉。

广东向来是中国大陆电影票房大票仓，30年来全国票房第一，其中，不排除正因为不少有粤语版电影从而助长产生因素。

例如由已故香港导演陈木胜执导的《怒火·重案》于7月30日在大陆公映，这部港产片票房超过人民币13亿元（约2亿美元），广东票房便超过4亿。事实上广东票房长居全国票房首位并且是常态性的，应属正常，其中便包括粤语版电影在内，形成一种独特性，可见广东票房的文化特征对全国电影票房的重要。

30年前，《亚洲周刊》有一期封面专题是“香港是全球华人首都”，对香港作为华人文化交流、文化输出以及海外华人交集汇聚、进出中国大陆和华人经贸往来的交通中枢，作出了深入和全面阐述。

香港新浪潮电影出现和崛起，战后婴儿潮一代取得了银幕上的话语权，进入“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繁荣时代，电影作为一种工业，音乐、电视便可能成为投入相对较少的“轻工业”。一方面，只使用粤语及英语的电视自然成了香港家庭生活消遣的首选，特别是粤语节目；另一方面，音乐节目是电视台必不可少内容，唱片公司利用电视这个大平台进行商业推广，相得益彰。于是，“哥哥”、“梅姐”们便出现了。

勤奋拼搏“因为穷”

为何“梅姐”们会出现、成名在8、90年代？而且让他们都红遍了整个海内外华人世界？梅艳芳密友、著名服装设计师刘培基因为《梅艳芳》一片公映而接受访问时回答了3个字：因为穷。

这是很朴素的语言。

香港绝大多数艺人都出身于草根家庭，梅艳芳是更典型的一个。她4岁登台演唱，刘培基则14岁辍学打工。这又回到了前面提及的“狮子山精神”。《狮子山下》作为香港电台电视部一部系列半纪实性单元电视剧，从1972年至1979年、1984年至1988年、又在1990年、1992年、1995年和2006年间断性地续播，尤以1990年之前摄制为经典，该剧通过居住在徙置区“德叔”（良鸣饰演）一家与邻里间的种种关系和社会上发生不同事件等， 反映社会实况和转变，因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

“狮子山精神”就是刻苦耐劳、勤奋拼搏、灵活应变、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人逆袭成功了，便出人头地了。而这些人大多都是出生在19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属婴儿潮一代。前面所列出来知名艺人的名字大多数都是来自“狮子山下”，他们“因为穷”而通过拼搏和发挥较强的适应能力，才摆脱了“穷”。

上世纪7、80年代也正值是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年代，社会经济上的富裕也令勤奋拼搏并有着天赋才艺的婴儿潮一代陡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适逢盛世，于是顺理成章地以文化母语进行创作、演出，甚至因为这时的香港是个放开怀抱拥抱世界的社会，于是运用版权知识比如借日语歌曲进行再创作，令音乐创作和演出提高了一个台阶，也唱出了他们一代的心声，自然也形成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黄金时代一去难返

至于电视方面，1979年，TVB以非常敏锐的“嗅觉”，早早感悟到北京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发出中国将进行改革开放的资讯，于是尝试性地向广东方面提出，“省港一家亲”，前一年（1978年）体育方面已有了个足球“省港杯”，那么，可否与广东电视台合作，制作欢度佳节的综艺性节目呢？

正巧此际是刚在广东上任第一把手不久的习仲勋（习近平父亲）掌印，因为他同时也兼任广东港澳工委书记，对这个富有意义的提议，粤省给了积极反应。很快地，一次破天荒“跨境”与广东电视台合作出现，是年农历大除夕夜在广州举办了现场直播的《羊城贺岁万家欢》综艺节目，省港艺人同台演出，共贺新春佳节。是夜，省港两地齐聚家中，观看这个任何人都未曾想像过的电视直播节目。

据称，这个极富创意和甚具勇气的度岁晚会“跨境”直播节目启发了中央电视台后来向全国直播《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这个每年收视最高的节目。

那时电视台也是个挖掘人才、培养人才的好平台，好些从小荧幕登上大银幕的导演或明星，共同与其他界别的人才一起，创造了香港一个一去难回的黄金时代。

狮子山精神凋零

到了新世纪，香港已进入了泛中产阶层的时代，至少大部分家庭都“小富”了。不是说没有了穷人，但实际上已属少数。

没有冠病疫情前，每到星期天皇后像广场一带挤满了菲律宾、印尼家庭佣工，甚至连在新界的沙田、屯门等地都可以看到这些三五成群的外籍佣工。这是香港富裕的表现。

是的，香港已进入一个中产社会，“狮子山精神”不至于没有，但肯定是淡薄了。

香港还会有“梅艳芳”吗？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