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颂（伦敦商学院教授）、张湖月（美国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

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影响全球科技政策的强大力量，而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特朗普即将二度执掌白宫之际，他对美国科技未来的愿景也变得越发清晰。

在国内，特朗普承诺将推行全面的放松管制议程并制定旨在促进国内科技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在国外，他的政府似乎准备加倍实施激进限制措施以防止本国技术落入中国手中。

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愿景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创新周期对于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美国正在规划的道路可能会催生一个由各类平庸产品（比如吸引眼球的社交媒体应用）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而无法培育出可以推动生产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发明。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并指出了这一过程的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创新——突破性的理念或方法。

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阶段包括为深度学习奠定基础的神经网络的发展，以及最近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的transformer架构。

随后是颠覆性理念演变为市场成熟产品的商业化阶段。这是ChatGPT等工具（基于大型语言模型构建的应用程序）出现并面向普通消费者开放的阶段。最后是扩散阶段，在这一阶段新技术变得无处不在，重塑行业和日常生活。

目前为止关于技术监管的讨论往往集中在这一过程的后两个阶段——因为这些阶段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往往忽略了发明的早期阶段。

制定法规利大于弊

虽说为确保安全、保障数据隐私和保护知识产权而制定的法规，可能会增加推广成本并减缓产品推出速度。但这些监管措施不太可能会在创意逐步成型的发明阶段扼杀创新。

当然，发现下一个商业爆款（比如ChatGPT）的前景可能确实会刺激未来的发明，而广泛的运用也有助于完善这些技术。但对于大多数产品而言这种反馈可能非常有限。

以开发流行聊天机器人的Character.AI公司为例。虽然该产品确实能帮助普及那些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服务，但对推动发明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最近该公司甚至放弃了构建专属大语言模型的计划，这表明其重点仍然放在普及而非突破性发明上。

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法规以确保创新物能在是安全、道德且负责任的状态下进入市场很可能利大于弊。最近发生的悲剧是一名14岁男孩在与Character.AI聊天机器人长时间互动后自杀身亡，这凸显了制定保障措施的紧迫性，尤其是当年轻用户易于获取此类服务之时。

宽松的技术监管也会产生一项隐性成本：它可能会为了通过大规模传播快速盈利而将资源转移到科学发现之外。

这种动态助长了如今那些四处泛滥且主导市场的成瘾性社交媒体应用，并留下了从青少年成瘾到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等一系列社会弊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科技行业的系统性失灵敲响了警钟。然而尽管大科技企业的CEO们在国会听证会上信誓旦旦，还有一系列法案承诺要进行全面改革，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为遏制大型科技企业而采取的最引人注目举措是围绕TikTok展开的，其形式是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该app在直接被查禁和其中国所有者撤资之间二选一。

技术人才拒之门外

在数据隐私领域，迄今最重要的措施是发布一项行政命令限制向“受关注国家”（最主要的是中国）传输大量敏感数据。

与此同时，美国当局日益将审查重点转向国内以杜绝间谍活动。

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因为过度针对华裔科学家而引发了恐慌，导致人才外流。

更糟糕的是，美国还对与中国“军民融合”计划有关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实施了广泛的签证禁令。虽然该政策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但却将大量技术人才拒之门外。

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科技政策的核心矛盾：监管不足和过度并存。

一方面美国政策制定者未能实施各类基本产品安全和数据隐私保障措施——精心设计的监管可以在这些领域降低风险并营造有利于尖端创新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他们对处于科学发现前沿的在美研究人员采取了激进甚至惩罚性的立场，实际上就是对发明本身进行了监管。

其中蕴含的讽刺意味再明显不过了：为了在竞争中压倒中国，美国却有可能扼杀自身取得下一次突破性技术成果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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