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分裂社会的一场运动？（上篇）

大马正经历第14场全国大选，也正面对着矛盾越见激化的时局。

从近20年来的选举所见，社会的对立与撕裂越来越激烈，而选民的表现也较过去激进。

民众对政局发展的反应，已从过去的暗地里批评，演变成如今的网络霸凌；从拆党旗撕海报等行为，升级到“一扑一碌”姐当众羞辱马华候选人，甚至是推倒70岁老翁导致骨折事件… …究竟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局面？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选举期间发生家人反目成仇、朋友断交对立、乃至社会分裂等局面呢？

《南洋商报》就访问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讲师蔡熯锟博士，并发现原来这一切与社会经济转型不无关系。他更预测进入工业4.0后，在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甚至被滥用下，我国未来将在这方面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工业转型会影响国人在大选时变得更激进，甚至导致社会对立面更明显”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吊诡，但对蔡熯琨来说，社会关系中的利益疏通，其实与工业化有关，所以在工业化时代下，如今发生在我国的上述种种现象，其实是正常不过的结果。

他引述德国著名社会学及政治学家韦伯的“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理论指出，农业社会时的我国，上至政府、部长、地方政府、村长、一家之主，以及每一个家庭成员，全都在一个利益疏通的直线关系下生存，所有人都会在这个运作下获得各自的利益，也因如此，大家都不会希望这个关系受到动摇。

不因上线更替而改变

“农民社会中，整体社会的结构会因为利益关系的环环相扣，所以尽管阶级不一样，大家都支持同一阵线以维持共同的利益。在这样的疏通方式下大家不会要求太大的改变。”

不过，进入工业化后，这样的利益疏通关系开始受到动摇，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不再依赖同一条直线关系来获得利益。

其中，民众可以不再单一地依赖农业，而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再担心自己的利益疏通关系，会因为上线的更替而受到改变。这也解释了，为何国人开始越来越敢挑战社会现状，甚至动摇利益直线关系的各别层面也不担心。

“工业化社会里会出现‘自由的雇佣劳动’，大家的就业机会多了。今天离职、明天换工，这样的情况下，利益疏通关系很容易更换，也不会因为上一代而有枷锁。所以大家可以有不一样选择，彼此的利益管道也不会影响彼此。”

蔡熯锟说，不过，大马政治在独立后一直都有反对声音的，其中左派和伊斯兰党就曾先后挑战主流政治，更获得各族农民和劳工支持。所以，这解释了为何从以前联盟到现在的国阵，都很着重草根阶层的支持。

另外，他指出，进入自动化的工业时代，民众的分工更细，加上工业转型促成了城市化，社会的人际相处模式也基于城市住宅的格局，而趋向于较个人化，不再那么互助，所以民众不会担心任何关系的改变。

“以前的农业社会的互动属于互助性，就算有竞争，也不会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对待彼此。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人际互动是极具竞争性的。 ”

经济结构改变社会关系

除了工业转型令社会关系开始转变外，连带的经济结构变化也是导因之一。

蔡熯锟解释，农业社会中，每个家庭都是生产单位，但工业化后，每个人都可以是消费单位，因此在经济相对独立的情况下，选民不会再担心利益疏通关系受到影响。

“农业社会中，一家人耕种后的收成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但现在我们不生产食物，而是赚钱来买食物，加上可以随时转换工作，所以不会担心地主收回地、或村长不协助之类的问题。”

他进一步指出，在人人都是“直接的消费单位”情况下，令吉下滑、物价高涨及消费税等课题，对消费者（尤其是低下层）来说是十分辛苦的，也因为人人都是消费单位，受影响的人无疑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

自动化时代格局不同

“当买不到东西，生活压力大时，如果根据这样的脉络发展下去，又没有其他外来因素的介入来扭转局势，相信民众对某一政权的支持，确实会有动摇。”

他补充，不过，上世纪80至90年代起，马来中产阶级及精英分子应运而生，他们不会出来反抗，因为当时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经济蛋糕人人有份，因此利益冲突不大，加上旧时代思维及既得利益还在，所以再大的冲突下，国阵依然牢控政局；但进入自动化时代，就开始出现不一样的格局。

排他性强 兼容性广

社会矛盾日益复杂

如果说工业转型令民众开始敢于挑战旧有利益疏通关系，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挑战的力度，那么利益疏通关系本身的转变，则激化了这方面的对立面。

蔡熯琨说，现今的利益关系里头的排他性很强与兼容性很广，我们会排除有利益冲突的人，但却兼容不同阶级的人，因此令社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更会在利益容易受到挑战时，作出激烈的反击。

这解释了为何目前的选举，会出现越来越激进的局面。

对立面更多

他举例，竞选的时候，团队中有同僚同辈、金主中有资本家、智囊团有精英分子、挂旗开路的是中低下层，以及能与普罗大众沟通的中产阶级。这样的团队兼容了各个阶级的人，但同时也意味着涉及的对立面更多了，所以排他性也相对很强。

“更多人的利益涉及在里面，所以对立面也跟着多了广了，跟过去直线式的利益关系不一样了。”

此外，若以两阵营的政治格局来看，过去反对党是少数，因此冲突不会太多。但现在朝野势力旗鼓相当，所以双方的接触面就多了，因此神经更容易被挑起。

“以前国阵强盛的时候，就算有内斗也会党内通过党争解决，而反对党当时也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关系，不是华人就是伊斯兰党。现在则不同了，目前的两线制度是更很多元的，涉及跨种族、跨阶级。”

他补充，由于兼容性扩大，参与者的阶级与素质不一，因此很容易发生类似希盟支持者动武等事件。

社媒激化矛盾冲突

蔡熯锟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交媒体的普及化，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冲突与矛盾。

他指出，在人人都是媒体的情况下，表达与传达者都可以另一个身分、另一种姿态来示人，因此一般的言论都相当不负责任，这使得网民会为了本身的利益，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网上表态，甚至恶言攻击或释放错误信息。

这解释了，为何网络霸凌事件在政治课题上较为明显，而参与的人和频密度也相对的多，一些政党更雇佣自己的网络兵团来迎战，多数网络打手更都是匿名者。

此外，由于社交媒体的点赞率或分享率等都能促使个人变得更加自我，这多少令我们更不容易接纳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会在受到质疑时激烈反击。

所以，我们会发现不少支持者会有策略地，选择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有利（或对对手不利）的角度来拍摄，或网友蓄意地修图及传假新闻，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

下期预告：根据这样的发展脉络来看，选举只会令社会的冲突更加明显，蔡博士甚至担忧在进入工业4.0之际，我们会进入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局面…. ….朝野政党究竟哪里做错了？我们究竟能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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