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5日讯）“亚洲糖王”兼大马首富郭鹤年认为，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当时为了缩小华裔与巫裔经济鸿沟而采取了具伤害性的捷径，形同走上错误轨迹的列车。

他指1969年5月之后，大马商业市场的竞争平台已有所改变，仿佛不再是干净与透明。

“过去政府都是公开招标，让所有大马人和全世界都能参与。若我们符合资格，我们就能竞标。若我们得标，就要很努力，最终成功或失败。我认为，在10次里面，共有8次或9次是成功的。”

5·13后趋向朋党主义

郭鹤年于今日起在香港上市的自传中提到，情况在5·13事件后有所改变，更趋向朋党主义及用人唯亲，然而这在当年发生的骚乱前就已有所迹象。

他指自己当年很积极地协助国家发展，所以参与航运、钢铁领域等，这些都是时任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

“即使是在马来人里面，也有人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且争执说要利用华人的优势。”

尽管如此，郭鹤年认为若当年马来人依赖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也可能出现问题，包括华人将掌控我国90%至95%财富，这景象可能对我国经济而言是好是，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则是坏事。

更改游戏规形同抢劫

郭鹤年认为，1969年前的马来领袖在治理国家上都很合理，有时会给巫裔好处，发现做得有些过度后，就设法纠正本身错误。在1969年5月13日后，马来领袖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想法：“马来人需要帮助。那到底是多少帮助？”

他指当时的政府设定了一个简单却充满漏洞的框架。

“想象一个勤劳的非巫裔公民成立了XYZ公司，贸易及工业部要求30%股权由马来人掌控。这名拥有人说，‘我已营运6年，我过去每一股票面价值为1令吉，现在已是8令吉’。部门就说，‘你能否以2令吉或2.50令吉卖给马来人？’

“一番讨价还价后，这非巫裔妥协了，就将30%股票卖给了巫裔。但事后的每一天，这些巫裔脱售自己的股票来换取财富。几年后，马来社群召开土著大会，他们检查每一家公司，然后发现XYZ公司的巫裔持股只剩下7%，这个不符合规则，所以他们要求再度调整持股比例。”

不理睬无理要求

他指庆幸的是，部门都会公正处理，不理睬这些无理要求。

郭鹤年认为，为了达到大家认同的目标，维持国家和平和秩序更改游戏规则是一件事，但当你做第二次的改变时，就形同抢劫了。

巫裔遭误导 郭鹤年忧伤

郭鹤年说，作为一个生于大马，和巫裔一同上学的大马华人，他为巫裔遭误导而忧伤，尤其是导致种族主义变得更丑陋。

“我很明显的看到，1969年后的新领袖走上一条危险道路，但没有人愿意聆听我的意见。在许多亚洲国家，当一个国家社会还很分级之下，很少人愿意否定掌权者的说法。”

极端分子骑劫权力

他说，当年的情况就好像《国王的新衣》故事里，当赤裸的国王问群众，“看看我的衣服，是否很漂亮？”，群众还是会说，“是的，是的，你穿着世上最美丽的衣服。”

他形容5·13事件对国家体制带来重大冲击，但这情况并不让人意外。当时的巫裔极端分子将马来人的贫穷问题归咎在华裔和印裔身上，而当时的领导如国父东姑阿都拉曼都不能制止这些鲁莽之人。

他形容在当时，有想法的领袖被边缘化，极端分子则骑劫了权力，并不断重复相同口号，“巫裔是弱势群体，遭到欺负，而他们要成为超级富有者。”

郭鹤年说，当这些马来人成为富有，没有多少人为贫穷马来人贡献，反而是已致富的华裔和印裔创造工作机会，这些空缺由巫裔来填补。

相关新闻：

为何旗下生意移往香港? 郭鹤年揭晓主因……

仅一次尝试干预大马历史走向 郭鹤年与敦胡申翁对谈“失望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