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道歉的力量/甘德政博士

最近我国政坛流行“道歉”,在这件事上,美国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权威拉扎尔教授的著作《道歉的力量》,书中有些深刻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引和启发。

拉扎尔指出,民主制度越成熟的国家,社会对道德与正义的关注也与日俱增。道歉成为对承认历史不公义的罪过、并负起责任的一种积极作为,也是巩固国家政治稳定与力量而非耻辱的标志。

他说,新的权力平衡在群体和国家之间转移,原本势单力薄的群体,会向先前贬低他们价值的人要求道歉。随着威权崩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道歉成为维护尊严和正义、进行对话与和解的重要步骤。

他在书中提出很多经典案例。林肯在就职典礼演说中,为美国的蓄奴制度而道歉,全文只有703字,现在还刻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的墙上。

另一个著名例子是德国政府对大屠杀罪行的正式道歉,除了冗长的纳粹战犯审判过程,也对幸存者家属提供具体的赔偿。

侮辱公众的智商

他也举出一些失败例子,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总统尼克逊因“水门丑闻”下台时的辞职演说。尼克逊说“对于任何可能已经造成的伤害深感遗憾”,就和“我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向你道歉”、“如果你觉得受伤,那我很抱歉”的含义差不多。

他认为这是很糟糕的措辞,既不具体又很模棱两可,让听者产生“空洞”、“缺乏诚意”、“浅薄”、“推卸责任”的反效果,简直就是侮辱公众的智商。

拉扎尔认为,尼克逊应该这么说,或许可以挽回部分名声:“因为自己差劲的判断而给国家带来了伤害,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虽然当时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现在我醒悟到自己犯下了多么糟糕的错误。”

无论如何,尼克逊的说词成为很多政客进行“道歉”时的标准范文,因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后来的法律责任,也尽大可能保住“面子”,但这是没有意义的道歉方式,让人觉得根本没有悔过的意思。

我国也有许多“道歉”案例,如3·08 政治大海啸后巫青团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说,如果举剑一事影响到任何人,特别是非马来人,他愿意做出道歉,并为举剑所造成的负面效果负责。当然这没任何作用,到现在大家的历史记忆仍停留在他举剑的那一幕。

第15届全国大选后,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特地飞赴砂拉越告诉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任何行动党领袖过去曾发表冒犯砂拉越政府和人民的言论,我代表行动党公开道歉。”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我为我之前的言论可能冒犯了砂拉越总理和砂拉越州政府而道歉。国家的未来更重要,让我们重新开始合作。”

这种因“有求于人”、为了政权而放下“面子”的“道歉”,从“大局观”角度来看也无可厚非,但这造成现在的部分巫统和马华领袖,也捉住这个例子要求行动党也向他们道歉。

骂人家“破产”可以道歉,那么骂人家几十年的“极端”、“贪腐”、“汉奸”、“走狗”等更恶毒的话呢?搞政治肯定有数不清的负面攻讦,人民早已司空见惯,道歉一事并无公认标准可言,这要看具体的形势和情境而定。

如果“道歉”还要看“形势比人强”、“强权即公理”的话,那么我国距离“后威权时代”的真正政治民主化还早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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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大马的国家正常化/甘德政博士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最近在国会提呈《2024年财政预算案》时,开头就提到“后正常时代”(postnormal times)这个词汇。

这是英国籍巴基斯坦裔回教徒知识分子Ziauddin Sardar提出的未来学概念,简单地说其定义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中间时代,旧的正统观念正在消亡,新的正统观念尚未诞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明智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后正常时代”可说是首相经济政策的理论框架和主要思路。的确,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的国际大环境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管用的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

但是,在谈论“后正常时代”之前,我们要先检视的是,这个国家到底还正不正常?

我国经历两次政权轮替,换了几次政府,但国家体制没有变,掌权的还是同一班官僚。加上最近连续发生一系列种族宗教课题的论争,让许多曾经对改朝换代充满憧憬的大马人感到迷茫。

我们现在经历的,或许就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以这种文学表现手法扬名于世,更凭不朽名作《百年孤独》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百年孤独》写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几百年来不断轮回的荒谬故事,情节极为怪诞,却突显真实。放在我国的情境和脉络,其实从威权祖师爷敦马哈迪医生摇身一变成救国英雄、被当年他残酷镇压的改革派捧回首相宝座那一刻开始,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就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除了光怪陆离的政坛充满背后插刀、仇敌和解、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等狗血情节,还有很多不符合逻辑、违背常识、荒诞不经的事情,接下来都有可能发生。

例如,本来以前大家可以好好一起在咖啡店喝茶吃饭,突然有人要斤斤计较食品成分和划清界限,深怕不洁之物会玷污本身高尚的宗教情操,甚至有异教元素的商标也被抵制。

再来,本来在独立初期就已经解决和写进宪法的母语教育权利,现在突然有人说这是违宪,有破坏国民团结之嫌,喊打喊杀要法院审理翻案。

跨国大企业遭殃

还有,本来是远在中东的国际冲突事件,突然成为国内的大是大非课题。大家忙着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政治猎巫,非我族类都被套上以色列代言人的大帽子,一些跨国大企业也被扯上国际犹太资本集团而遭殃。

很多以前天经地义、约定俗成、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常识,现在突然变得政治不正确了。

也许正是国内长期的种族政治结构,导致“国族建构”过程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加上种族霸权出台过各种带有种族色彩和行政偏差的公共政策,因而我国在国际上被很多有识之士公认为“多数种族享有特权”的“不正常国家”之一,严重削弱国家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

或许只有精神分裂的人,才能在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不正常国度里存活。既然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不正常之处,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国家正常化的可能性,而非空喊改革而已?

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法律等各个层面,还存有许多威权时代留下的反常烙印。

新一代的政治工作者、公民社会组织、知识分子等是否该呼应政治民主化的时代需求,提出相关的新政治论述,引领国家朝正常化方向发展?否则我国的“后正常时代”肯定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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