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启城 （由“文桥”供稿）

1950——1960年代，砂拉越的黄启城从派报童、“路边社”记者，再到政治部召见的共产报记者——见证《诗华日报》《新民报》《砂拉越晚报》《越声报》兴衰起落。而今以86之岭，出版了他的《恩典不削弱，留痕犀鸟乡——农村、木山与神的家》--看一个神恩覆盖的年代。

以下是摘录书中部分之二（可以连接：20年报业路 https://www.enanyang.my/node/496593）

1950——1960年代，砂拉越的黄启城从派报童、“路边社”记者，再到政治部召见的共产报记者——见证《诗华日报》《新民报》《砂拉越晚报》《越声报》兴衰起落。而今以86之岭，出版了他的《恩典不削弱，留痕犀鸟乡——农村、木山与神的家》--看一个神恩覆盖的年代。

以下是摘录书中部分之二（之一刊e牧羊人9月4日）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诗巫，政府将反殖反帝的地下组 织视作敌人，时常派兵前往乡区巡逻。地下组织失去后方支援，粮食供应成问题，只有向村民求助。

一些有背景的村民果断拒绝，更向政府军通风报信，导致他们被捕或丧 命；同时，地下份子对敌人或叛变者则是格杀勿论。这样农村的平民百姓，两面不讨好，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迁移到古晋、民都鲁、美里等地发展。

政治部逼问险过剃头 

而我当时也受过逼问，怎能平安无事呢？这是上帝怜悯。 

当时我有正当工作，并没有不时失踪，只算是疑犯；我也只是一名线人，没有直接参与活动。当年《新 民报》有左倾思想被查封，社长黄声梓遭遣送去中国，地下组织一名领导人黄增安也转入地下活动。那时没有电话电讯，他俩书信往来靠我转达。我在《越声报》任职记者时，真是灵巧。首先我伪装成吊儿郎当的样子，吸烟说三字经，表示这是我的人格，让他们转移视线。其实当时我还兼当三四间商号的邮差，取信卡都在我手里。报馆将官方新闻都刊登在显要版位，报格也走中庸路线，所有文稿内容，尽量避免左倾味道。以上几点就减少了他们对我的疑心，只放在疑犯之列。

记得第一次被传召到政治部的办事处时，我才认识到他们的嘴脸，其中一个绷起面孔怒目而视，口里磨牙声咯咯作响——这是见面礼。虽有些胆寒，但我不惊慌不害怕。他的问题包括过去到现在、工作情况和结交的朋友，我都很自在从头说到尾。

经历一小时多的盘问，查不出任何破绽，就要搜查我农村的家。我说我家很远呀，他说没有问题，他们一伙人就转去打理要办的事，我独自留在总部。我农村的家没什么违禁物，心就比较平静。但我在报馆工作，平时住在街上一间小宿舍，同住的还有一名印刷头手，我因为夜间要写稿，房里有张办公桌，还有两个有锁的抽屉，一些重要文件和香港偷运来的禁书就锁在里面。

看守我的有三四个马来人，我用半咸不淡的马来语，要求借用电话通知公司，他们没有戒心答应了。我跟同房说出状况，要求他把房里仅有的办公桌搬离房间，只此而已。

政治部的人回来时都吃了点心，而我是饿着肚子上路。我们坐长舟到巴拉当（Paradom）渡头，已夜幕低垂。 本来半个小时的脚踏车路程，因为他们不熟路况，昏暗中跌跌碰碰地花了整个钟。

夜间有人来到，恐怕家里人受惊吓，要抵步时我就喊叫母亲，却被他们阻止。母亲开了门，看到这兇神恶煞的一众人，真的吓呆了。我连忙解释，他们是来借宿的不用怕。她还问晚餐吃了没有，我当然说还没，她犹豫一下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米缸里剩下不多了，就煲粥吧，又炒了两碟空心菜和拉仔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心情也松弛了一点。

饭后，马上搜查工作，我家有3间房，只放有三四张木板床、一两张书桌，可讲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他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照亮，铺盖、铺板、破衣服都翻查一遍，只查出几十封无关政治的笔友通信，以及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益智读物。查了一个多钟，一无所获，他们只有很无奈地鸣鼓收兵，一宿无话。

翌日天刚破晓，他们在屋子四周查查看看。母亲煲的粥也熟了，大家就胡乱地吃了，摸摸肚皮，也赏给我母亲10元女皇头的英钞。他们还要我同去民那丹，我就如俎上肉，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跟，哪有违背的余地。待要走到东来的渡头，有了无线电讯号，他们停下来接上了，说些我听不懂的官话，叫我可以自由回去。我犹如脱缰野马飞奔回诗巫，把宿舍的重要文件匿藏了，轻轻松松若无其事地上班去，这样有惊无险逃过了险境。

都是上帝的恩典

第二次是关乎工作的细节，有天傍晚我得到新闻线人通知，在市郊福仁堂路发生一起奸杀案。我就骑脚车飞奔过去，在车路边还要徒步走一小段树胶芭路，到达时看到几名警察，一名政治部总监也在场。

我明查暗访，得到资料后要打道回府，警察人员也在抬着尸体收队。忽然，他喊住我，叫我把身上所有的资料给他查看。他以为我的记事本和身上存有重要文件或记录，但我除了身分证及记者证外，就只有写了许多密密麻麻的速记字记事本。他看得满头雾水，还要我解释：这是遇害者的姓名地点、受伤情况等等。他摸不着头脑，挥挥手就叫我回去了。

至于第三次就没这么容易了，真是险过剃头。一天午后，政治部突然来电通知我们3人——《诗华日报》的黄耀明、《大同日报》的刘锡光及《越声报》的我——过去一趟。我们3人联袂而至，他很有礼貌地请我们就座，还有茶水糕点招待，真是受宠若惊。招待会开始，他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还说这是机密，写完后今晚个别交给他， 细察后才可以刊登，我感到匪夷所思。

回家路上我反复思想，这问题可能出在我身上：一星期前我曾为地下组织黄增安转达信息，寄给香港的黄声梓（那时已从中国转移阵地），这信息是由我抄录寄发的，可能他怀疑我是他们一伙的，想找把柄再逮我来逼问。我心里有数！写好文稿，叫我助手代抄一份、按约定时间， 带着我助手的钢笔，到他家去给他审查。他反复查看很不满意，有几行字句叫我当场再写一遍，我早有心理准备，很从容地用带来的钢笔，很刻意地再写。他定睛查看，但毕竟不是笔迹专家，找不出任何疑点，没办法只有签准刊登。

就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切都平安渡过，真是不敢想象，我却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