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

人道援助 别忽略这一群“隐形人”……

报道|郑美励   摄影|姚春显、ICRC提供

疫情冲击马来西亚经济,人人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来照顾不相干人士的需要!?大马始终是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在艰难时刻依然有人不舍弱势群体并伸出援手,而社会上的一群“隐形人”——囚犯、扣留犯、难民、寻求庇护者的权益也备受关注、关心。

叶伟,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大马办事处扣留工作前线官员(Detention Field Officer)。

从这个职位不难推测他的工作内容。没错,他的工作包括定期探访扣留犯、囚犯、难民、寻求庇护者,提供协助、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撰写报告提呈政府以引起关注等,这份工作今年迈入第9个年头。

一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所在,从他选择的工作早就有迹可循。

当过厨师、拥有律师执照(在澳洲时曾执业,返马后不执业),叶伟效力过的东家包括为外劳、妇女和难民等低下阶层争取基本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力量(Tenaganita)、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等。

帮忙发声引关注

这些机构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为有需要的人士发声。这正是叶伟一直以来感兴趣且热衷的事:社会正义、难民、移民课题,“许多人需要被保护、许多人需要帮忙发声”,他总是被这类想法吸引,也因此总是在媒体与社会工作者之间来回游走。

“如果你问我为何要当记者、过去在UHNRC,现在在ICRC,因为我认为在人道主义世界里,有故事需要被传达。假设外面的人没有听到难民、移民所经历过的事,那么他们会一直存有错误的印象,这种错误的印象通常都不是好印象,而且可能对他们的生计和生活带来反效果。我认为,如果反移民的情绪依然存在,人们认为他们最糟糕,我的工作就是叙说他们的故事,引起政府的关注。”

冠病爆发推高需求
日常运作大受影响

叶伟指出,人道援助的需求一直都在。冠病疫情的爆发,推高了需求,尤其是行动受限者譬如囚犯、扣留犯。

不过,可别误会!扣留犯和囚犯在我国享有基本权利,包括三餐温饱、家人拜访和联系……等,政府也允许人道援助组织定期探访。但在2019年疫情的爆发与肆虐打乱一切。

聚集各专业领域

还记得吧!大马多个扣留营曾先后爆发疫情和感染群。为了防疫所需,扣留营、监狱不得不落实标准作业程序,这自然会影响日常运作,连带的扣留犯和囚犯也受到限制,例如:
1.走出房间次数减少;
2.暂停家人探访活动、可以联系家人的次数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扣留犯和囚犯的权益如何才能不被波及?就是设法让封闭式环境如常运作。

解决方案是,组成的ICRC扣留工作团队(分为扣留营组和监狱组),一方面为扣留营、监狱提供个人防护及清洁用品,同时也提供技术建议和培训,包括协助检讨环境的标准作业程序、制定指南和守则标准、查看生活环境是否适当(一间房住多少人、食水供应是否充足,营养是否足够、卫生)。

“例如当局要继续让扣留犯打电话联系家人,询问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我们会看扣留营内部标准作业程序、人力分派等,再给予建议如何执行。”

 

心灵安慰重要

除了搞好健康与卫生,心灵上的安慰更为重要。古往人与人的联系都是人类心灵的基本需要、也是人权!

如今,囚犯、扣留犯因防疫情所需,与家人的联系减少甚至中断,这又对他们是何等的煎熬。“想像一下你在扣留中心,你不会缺水、食物或其他东西,你被切断的是心灵安慰。”

家庭联系包
与家人视频通话

为了重建联系的需求,叶伟与组织供应了“重建家庭联系包”,内含不可上网的功能手机、清洁用品、标准作业程序指南和表格,让扣留犯与家人通话并透过与监狱合作,提供网络摄像镜头让囚犯使用Skype与家人在空中见面。

“有时候光是通话是不足够的,他们也想看到家人。我们也意识到面对面是如此的重要。”

失散失联无通讯

叶伟透露,有些人采用古老的联系方式——寄信——联络家人,大多数信件内容十分私人或要求收信人帮忙,譬如可以帮忙付机票钱让我回国吗?又譬如要求对方向家人报平安——“转告我妈不必担心,一切安好,我会回去探望她。”

千言万语化作简短的文字,委托叶伟和同事携带出扣留营、监狱寄给远方的家人,即使见惯了悲欢离合,叶伟回想时依然被触动而哽咽,也让他庆幸自己生活在大马是多么的幸福。

应该有人疑惑,打个电话岂不更快?这背后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失散失联。

首先,全球手机普及率尚未满100%,尤其是偏远落后动乱地区。其次,根据叶伟指出,人类迁移的行为(灾难、冲突战乱或经济因素而离乡背井或下落不明)是导致与家人失散失联的主因,尤其如今掀起移民浪潮,更不巧的是若原居住地的家人也因故搬迁,双方的联系便中断。其他原因包括,其中一方被扣押了无法对外传递讯息、原居住国的电话、邮寄改换系统、遗失家人的联络号码……等。

因此,即便如今是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的年代,世界上依然有人因与亲友失联而焦虑,亲人究竟是生?是死?还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想得一个答案。

充当现代信使

所以,叶伟的工作其实也包括充当现代信使兼福尔摩斯,帮忙任何有需要的人士(不论身份、国籍和原因)寻找家庭成员 、重建联系、使家庭重聚并力图明确失踪人员的下落。这类现代寻亲服务,在ICRC被称为重建家庭联系(Restoring Family Links,RFL),从1859年一直延续至今,只因需求从未消失。

“他还好吗?还活着?我们的父母老迈,大家都很担心他,请告诉我们他们的消息。”

去年4月27日,ICRC大马办事处收到亚当从英国发来的讯息,希望得知兄弟B的下落。他们最后一次联络是去年2月,B原本有一场手术要进行,一场管控令打乱计划,B也和家人失去联系,令身处在英国的家人忧心如焚。幸运的是,B的名字登记在ICRC的档案上,追查他的下落较为简单,后来发现B身在移民局扣留中心,一切安好。这个好消息让亚当全家人欣喜若狂,他们已2年半没见过B,过后透过英国红十字会寄信给B。

资料不完善
挑战难度高

找人,不简单。运气好的话,把对方给的联络号码调换排序就成功了,但不少求助者提供有限、不完整的资讯。

以寄信为例,“我会叫对方做两件事,第一写下最完整地址,第二写出地标或画地图。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完整、结构化地址,大多数情况是外国地址、当事人不记得完整地址,所以需要有地标参考。”

跨国动员寻协助

有时候所谓的“地址”只是“向前走,再转左”这类不完整讯息,叶伟说他们还真的是会循着线索去寻找和探听,有时候只在大马搜寻,有时候是跨国动员,“因为与家人取得联系对求助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一名难民历经2年逃难过程来到大马却与家人失去联系,奇妙的是他却记住邻居的电话。掌握了这个资料,他们多番尝试后接通了电话,当该难民和母亲说上话,这一刻……对叶伟以及其他参与者来说,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两年没有儿子的消息,你会怎么想?所以电话接通后,对方哭了,对方母亲也哭了……

古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说,在现代社会,来自失联家人的一通电话一封信,同样是千金难买。

“对我们来说,在科技这样发达的时代,如果他会要帮忙,那就说明他已经是无计可施了。他们提出说要找家人的要求,有时候可能是一句我没事我很好,这样子一句话,对他们和家人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几年没有联系了,”ICRC项目员陈丽丽总结。

反应

 

言论

更明智人道援助方式/江振鸿

我国日前出动大马皇家空军两架空中巴士,载送41名巴勒斯坦伤患和86名亲属来我国接受治疗,引起热议。

非回教群体尤其是华社普遍上的反应,固然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

然而,不管我们高不高兴,在以马来回教徒为主导力量的我国政治局势,支持巴勒斯坦,乃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因此,我倒乐见其成,因为毕竟比起伊斯兰党,团结政府尤其是希望联盟的回教议程是相对中庸开明的。

所以,我宁愿让团结政府尤其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于以巴课题上,在马来回教群体中获得喝彩,而不是让国盟伊党于马来回教群体中获得加分。

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当然,这个载送巴勒斯坦伤患来我国接受治疗的举动,恐怕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

先算一算账,我国如此大费周章的载送安排计划,却只能帮助到区区41名巴勒斯坦伤患,而随行的亲属却多达86名。

这意味着,这整个载送安排计划的经费,有超过一半其实可能用在“刀口上”。

更何况,伤患者在我国的治疗期间,其这些随行亲属在我国的膳食住宿费用,也是得被包办的。

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去人道援助这些巴勒斯坦人?

首先,与其把这些巴勒斯坦伤患和其亲属载过来我国接受治,把上述载送安排计划的经费,包括其随行亲属在我国膳食住宿的费用,悉数换成物资直接捐赠给巴勒斯坦,是否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

记得当年我国疫情严峻,医院不敷使用时,武装部队出动,于医院旁边设立临时野外医院,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减轻医院的负担。

所以,与其把这些巴勒斯坦伤患和其亲属载过来我国接受治,把上述载送安排计划的经费来充当我国武装部队出动前往当地设立野外医院的费用,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巴勒斯坦民众,是否是个更好的方案?

我国武装部队出动设立野外医院,也能锻炼军医战士们的战地医疗实际操作,让承平已久的武装部队,能获得保贵的战地医疗实际经验,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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