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郑美励   图|受访者提供、互联网

在《经济学人》召开的亚洲科技变革周线上研讨会上，4名嘉宾在主题为《字节（bytes）不会杀人-科技是一股好的力量吗？》的小组讨论中分享如何运用科技使之成为一股正向、改变社会问题的力量。

科技好坏在于运用方法

丹尼尔把科技比喻为工具（例如铁锤），可以摧毁亦可建造房屋。他认为，关键在于随着应用科技的企业、政府的日愈强大，拥有正确意识来运用科技已越得越来重要。他们的目标是广泛与合理的提供科技使用，并选择与理念相同的企业合作，在市场上一同解决人类紧迫的挑战。

为了实现一致目标，在投资与商业上会忽视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选择同意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企业合作，例如支持全球约250家的新创企业，因为它们让5亿3000万人口受惠。

“如今有超过13亿人口没有电力使用，所以我们与他们合作太阳能来改变这个数据，”例如营利性的社会企业Green light Planet以太阳能让超过6000万人可以获得电，另一企业D.light同样为逾1亿人带来光明。

不能单纯当成工具

朱晋郦直言，科技的好坏全在于如何运用。但不能单纯视科技当成工具，因为人类在如何应用这些工具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公司若以盈利为目的，公司的工作就是对股东和投资者负责并带来经济报酬。

“当然，我完全相信，在追求利润和行善方面，两者实际上可以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排斥，我认为环境社会与监管（ESG）投资是一个已被证实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回报但又对地球有益的领域之一。”

制衡机制重要吗？

朱晋郦提醒，有鉴于科技对于世界和社会是一股变革的力量，因此在利用科技向善上，不仅要考虑科技以及资金，治理也很重要。例如该如何提供科技和数字服务（尤其是当这些数字服务被视为数字基础建设和公共财产）？该如何建设并且值得被信赖？这不仅要从科技的角度加以解决，亦需从治理的角度着手处理。

数据隐私转为金钱

“科技只是其中一部份，哪些科技值得信赖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提供有用服务只是一个层次，更深层面是它为什么提供服务？面簿的服务连接你也不用付费，但更深层次原因就是，你的数据和隐私将被转化为金钱。”

她认为，某些类型的数字服务必须成为公共基础设施/公共财产，而谁应该拥有和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又是谁可以控制这些数据？

已接触逾30个政府的她表示，这些国家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是，数据应该由公民自身控制。

但如何让公民控制自己的数据，她直言绝非是如现状般由科技巨擎或特定政府控来制有关的科技，而这正是Signal、The Common Project如今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的原因，换成昔日，这是难以想像的事。

两大重要观念

柳俊泓对朱晋郦的看法表示认同。他指出，在应对科技的发展壮大上有2大重要观念。

第一是信任，对于想用数据来改善和提升产品的企业，它们必须确保是以可信任（与客户、与社会之间）的方式进行，而这也适用于政府。

例如为了应对疫情而使用相关的追踪应用程式时，如何尝试并大力维护信任的想法是如何利用科技和数据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

其次是阐明并给予选择。他认为很多消费者可能对科技不太熟悉，因此政府和私人领域在教育宣导用户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除了肩负“经济发展”、“监管”和“社会”之外，他表示自己其实也肩负着保护数据的任务，而他们所能做的事就是提高透明度、阐明并给予用户选择权，让人民得以自由选择要使用什么。

新加坡篇—— 整体利益为重

柳俊泓表示，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任务是推动数字经济和社会，让科技和科技所能达成的事成为支撑的基础。在打造该国的数字未来时，该局戴着3顶看似互相矛盾的帽子，即“经济发展”、“监管”以及“社会”。

这3顶“帽子”对科技的看法有所出入，但他们尽量协调并找到三者的平衡点，以便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带来整体利益。

利用区块链拓展

以经济发展为例，不管是在人工智能或通讯，他们很显然的会加倍投资并与私人领域部门合作，但也意识到对一些公共财产如基础研究、数字公用事业的投资不足。

因此，他们利用区块链来开拓发展，提供一个基础让企业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前进。

在监管领域上，他们采取的是与科技合作并深入理解并设法广泛应用，例如从所得到的数据更深入及更快的了解人民、在贸易文件上使用电子交易等。

社会层面来说，基本理念及核心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所有人，并赋予他们掌握科技的能力。

如何定义“数字公用事业”？

数字公用事业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这个概念也让一些企业感到担忧，例如若把社交网络视同能源、水源等公用事业，一些社交媒体公司原本数千亿的估值或会缩水甚至被抹去。

对于如何定义“数字公用事业”及拿捏尺寸才不会引起市场担忧？柳俊泓指出他们的本能是与市场合作，不过在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公共财产和社会外部性（Social Externalities）则是他们要掌握的。例如，数字支付支撑起了数字经济。

为了让乐龄人士、能力较弱的家庭甚至是中小型企业都能使用，数字支付就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公用事业，但其运作方式是无缝而且嵌入很多支付平台。

“因为我们不是来和平台竞争，从某方面来说是提供一个更广泛而且是中立及可信赖的基础。”总的来说，他们的底线是对要达成的公共财产监管得较严格，但也给私人领域或平台留下很大的发展和运作空间。

为用户创造价值

集提麦诺里哈古受询时则表示，腾讯的愿景和使命是为用户创造价值和以科技向善。因此不论是微信（及其支付功能）、云端、人工智能、游戏或其他产品都必须能为用户创造价值。只要能为用户提供价值，那些科技本质上就会成为用户的某些工具或公用事业，“这正是为何许多的工具（科技）大多数都是在线的。回到20年前，当我们想到科技，我们会想到硬体，例如索尼的随身机或者实体的游戏，如今科技都是在线上、在互联网。”

他指出，腾讯也乐于看到自家产品能够造福社会。例如腾讯会议（视讯会议平台）在去年疫情爆发后讯速调整并整合入智能教育解决方案内，让在防疫封城期间的学子可以居家上网课。

如何减轻科技伤害？

柳俊泓表示上述问题涵盖的范围太广，他聚焦于最重要的问题。他指出，颠覆工作是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共通点，一些工作完全消失而新工作也出现，问题在于，科技分配不均进而导致不平等的经济机会，在他看来这或许是导致如今许多社会不平等事件发生的最主要的基础。

他指出，谈到经济活动时只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报酬，第二是劳动力报酬，若以美国为例，其劳动力报酬基本上已停滞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此，他认为其中一个在治理上应该进行的事情是使用科技以便更公平的重新分配机会，而这正是新加坡政府的想法，他们宁可做更多的优先干预如提升人们的科技技能、学习新技能，确保如大学毕业生，想转行的上班族都具备职场所需技能。如今，因此这不仅事关工作的尊严，也事关以更加平等的方式利用经济机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