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从前慢/沈小珍

以前不知道《从前慢》这首歌,看了几档中国音乐选秀节目,细细聆听,慢慢嚼出味道来。

歌词中提到:“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反观时下的快节奏,闪婚闪离,一眨眼换了好几人。前几天,53岁的东尼费南德斯迎娶20岁的韩国嫩妻,羡煞多少男人。良缘,不必来得太快,慢慢来,恰恰好。



分秒必争的年代,慢一步可能坐失良机,可是,每一次每一件事都力求“快!快!快!”,很可能造成反效果,欲速不达!

造桥技术领先全球

上个月在雪兰莪生物科技湾推介礼上,有位嘉宾致词时巧妙形容:“一个女人耗时九个月生一个宝宝,但是九个女人不可能在一个月内生一个宝宝。”

中国人的高效率体现在大型基建的建设上,尤其是造桥技术,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据说全球十大桥梁中,中国占据8个,领先全球,不过,中国的造桥技术并非“从前慢”。

按照基本结构,桥可分为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当中,浮桥和索桥是中国首创,早在《诗经》中就描述了当年周文王娶妻时在渭河上建立了浮桥;在长江和黄河上也曾经建过好几十座浮桥,最著名的是黄河蒲津浮桥,建于春秋年间,是当时秦国和晋国之间的关隘,历朝修缮,在唐代依旧良好。



去年我们到访厦门时,听中国学者侃侃而谈厦门大桥的“威水史”。

厦门大桥是中国第一座跨越海峡的公路大桥,始建于1987年10月1日,1991年4月竣工,12月正式通车,花了整整4年,相比之下,建海沧大桥花了3年,杏林大桥两年多,而集美大桥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号称“全国第一”的大桥让建设者遇到了许多前人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在一一克服之后,留下海域水文和地质等详细资料,为后来的大桥和隧道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争取工程偏离本意

“一带一路”的倡议,让中国基建的“牛气”延伸至亚洲各国,不少实力相当的基建公司在我国各州竞标大型基建工程,基于技术层面的优势和经济实力,大工程往往成了中国公司的囊中物,本地公司唯有望门兴叹。扬起 “一带一路”旗帜的中国公司,美其名是协助各国发展基础建设,然而渐渐变了调,成了“抢工程”之嫌,也有些公司偏离本行,在大马投资其他领域导致资金外流受限。

我笃信紫薇大师年初所言——“南权北贵”,协助推动大马经济发展的金主来自北方。中国公司财资雄厚,带着资金和技术来马协助发展各项基建,造福全民,是我们最期待的事。

从前慢,现在也不必急就章。草草插下旗杆,没搞清方向,东南西北兜了一大圈,最终可能又回到原点。一带一路的协同精神和互助意义,值得省思。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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