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击疫情声中，中外文化差异凸显，这比东西方的文化迥异更形复杂。毕竟，东方文化并不是一体的。

这次疫情，发生在西方社会的群体抗命行为，东方社会或许会很不以为然。其中，以捍卫个人自由为由拒戴口罩、反对封城休业、以群聚挑战社交距离的实施等现象最为普遍。

一些群体上街示威，要求政府解封复业，标语的内容强调的是个人的选择自由，显然是把个人自由置于个人与群体的安危之上。

虽说一般西方民众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认识，可能是先入为主受到欧美国家当局在抗疫初始阶段的态度所影响，以为它不外是与大流感无异，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标榜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向来强调“小政府”概念，尽可能把政府管控的层面压缩。因此，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西方的社会行为规范极为宽松，不像东方社会，它发挥不了制约作用。

相对的，东方社会一方面有社会行为规范的制约；另一方面， 在“大政府”的概念下，政府的管治层面较广。纵使是服膺西方多党民主代议制的东方国家，个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为了抗疫，朝野还是可以接受执政当局的应变管控手段。然而，对戴口罩的观感习惯，却是因地而异。西方社会普遍视之为医院手术室里医务人员的专用。下意识里，出门戴口罩便成了身带传染病毒的标志。因此，即使是大流感肆虐，戴口罩上街者仍是寥寥无几，完全没有自我防护与顾及别人免受感染的意识。

仅从生产总值认识中国

疫情肆虐欧美期间，因要贯彻戴口罩指令而引发的致命冲突，不知凡几。最新一例是法国某市的公交司机，因规劝偏执乘客上车要戴口罩，而招杀身之祸。这种行为直叫东方社会为之瞠目结舌。

犹记得今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初，马来西亚部分华人戴口罩出口，备受侧目就是一例。但一经强制实施，像西方国家大规模违命抗争的现象，却是罕见。

其实，中外文化的迥异、东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南辕北辙，各自精彩，自古已然。在互联互通的时代，对接固然可促进交融了解，也可能激化矛盾对立，诚属一把双面刃。通晓外语仅只是利便涉外对接的入门。没有持之以恒的文明交流，任何跨国、跨文明的对接，都是缺乏深度和经不起考验的。

就以眼前的世情为例：国际社会，包括亚洲国家在内，对中国的认识，似乎容易陷入两个极端：少数崇尚中华文化者，所认识的多是历史中国，深浅水平不一，对所在国主流社会的话语权起不了关键作用；更多的是仅从生产总值（GDP)认识中国的国力，因此对华交往多半离不开以利相交 。

就以这次中国在本土疫情未歇的情况下，仍然“抱疫驰援”他国的个案为例，更可看出中西文化迥异所引发的矛盾。

中华文化有“天下一家”的人文胸怀，自古已然，与意识形态沾不上边。疫情当前，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智慧驱使下，为受疫严重的国家紧急驰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道反应。但在功利主义至上的西方社会，朝野政客的首要考量，却都离不开地缘政治的利益得失。

对他方任何跨国的支援，尤其是主动驰援的，很容易会视之为趁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宣传手段，更何况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体已有成见，惯性的西方优越感也绝对容不下任何来自域外的光辉异采。

济危驰援贬为赎罪

正当西方国家的疫情连续失控，紧急待援时，身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却是自顾不暇，狼狈不堪，反倒是备受百般抹黑、争议的中国不计前嫌，愿意抱疫驰援，物资供应与经验分享齐至。这叫西方的一众政客和媒体情何以堪！

再者，在欧美新保守主义（统称右翼）论述的推波助澜下，任何源自中国的事物，皆一律囫囵吞枣以意识形态视之，进而一犬吠月，百犬吠声的群起响应，硬将之说成是极权主义的产物。霎时间，中国的封城抗疫便首当其冲，被贴上极权独裁的标签；防控疫情的经验分享，也成了所谓“输出中国治理模式”的“木马屠城”手段。即使是中方的济危驰援，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最后也在甩锅的声浪里，莫名其妙地被贬为中国的赎罪行为。

面对这种困窘，既不能当驼鸟，也不好充战狼。冷眼观之，值此充斥“信任赤字”（trust deficit )的年代，不难看出中方的济危驰援，所面对的考验征结，首先是归因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华文化强调“天下一家”的主张，既不了解，也不屑去理解。遇上疫情缠身，急于甩锅解套是惯性反应。而以本身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来解读中方的动机，当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思想出路。

反观“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文明理念，要在国际间更能事半功倍的发挥作用，没有长期深耕软实力的准备，是绝对难以成事的。观此势头，诚然，“民心相通”是个战略方向，但要如何行之有效，则胥视操盘手有无“庖丁解牛”之技，来落实国别战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