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论及马来西亚华人对于马来亚最初的认同和效忠议题时，林连玉先生于1956年6月发表在《马来前锋报》的开斋节献词《心理的建设》，一直都被奉为圭臬。《心理的建设》是当年林先生以具前瞻性的视角，以及他和这片即将独立的土地所建立起的深厚情感，而谱出各族共存共荣和效忠马来亚祖国的想法与愿景。近来重读这篇不到700字的献词，颇有感触。

马来西亚建国已经有60年，而这篇献词早于建国前一年就已发表。唯这60年来国家的发展依然没有多少的跨越，61年前的献词放诸于今日社会状况依然铿锵有力，尤其是林先生对族群关系之建设的看法。

由于英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马来亚人民已经习惯在各自的经济活动领域生活，各族群之间的友好交往一直都存在，但如此的民间交往多是君子之交，真正跨出去或致力响应林先生谓之的“将来的马来亚民族的界限会完全泯灭，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成为一家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词典编撰家杨贵宜、陈妙华伉俪就是毕生为跨族群而不懈努力的少数者之一。

族群问题待解决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其族群关系不平等问题基本可以从几个时期去探讨：

一、建国初期：1957年的“社会契约”所赋予马来人之特权，导致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在建国之初已经埋下不平等的待遇。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以三大族群为首的群体达成了一种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即所谓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而“社会契约”实际上提出马来亚独立时各族群代表所达致的一场协议。按柯嘉逊博士的说法：若假设此协议这是一起交易，那么交易的条件就是非马來人这一方可以获得公民权，而作为另一方的马來人将享有“特权”（special privileges）。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1969年的“5·13族群冲突”事件。实际上“5·13事件”只是导因，它直接把族群间的矛盾提到台面上。族群冲突事件后，当局所采取一系列以马来人优先、马来文化为中心和马来语文为主的政策，如“新经济政策”、“高等教育固打制”、“国家文化政策”等等，导致族群关系严重被扭曲。这个时期的扶弱政策，使华人更能感受公民间的差别待遇，而现实中的各种制度，也彰显了马来西亚华人犹如二等公民的地位。

三、90年代小开放时期：由于“新经济政策”有利于培育从中获益而倾向支持巫统的商人集团，不管是土著或非土著，从而巩固了政治人物的地位。因此，“新经济政策”结束后，延续大部分该政策的“国家发展政策”取而代之。1990年代适逢马来西亚经济持续起飞，马哈迪政府鼓励华商和马来人商家合作开发经济，加上一系列有利华人社会的政策，俨然进入一个良好的族群关系阶段。然而，1998年的“安华事件”再次把政治问题和族群问题带回台面。

四、后马哈迪时期：马哈迪于2003年10月退位后，先后由阿都拉巴达威和纳吉出任首相。然而，马哈迪尔后对继任者的干预，使他最终和纳吉翻脸。为了扳倒纳吉，逾90岁的马哈迪退出巫统，参与反对政线，甚至配合净选盟走上街头。马哈迪带着本身议程的政治斗争，实际已经影响自1998年以后，逐步形成的以跨族群为主线的新政治发展。马哈迪创立的土著团结党，依旧延续50年代单一族群性政党的操作方式，土著团结党除招收土著党员外，也接受非土著成为附属党员，但此举看似有点勉强，也和反对阵营一直强调的跨族群性质政党格格不入。未来若土著团结党的影响扩大，势必会把提倡跨族群政治群体的努力付诸流水。

公正可纠正问题

族群问题是马来西亚建国迄今有待解决的重要议题。这除了是各方对族群问题的理解程度和彼此之间对于如何达至和谐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外，族群间的问题往往被有心人利用，成为巩固其政治地位或利益的重要手段。于是乎，60年后我们依旧在族群边界徘徊，殷殷期盼着林先生描绘的“一家人”的画面。

无论如何，笔者始终信赖林先生提到的另一种心理的建设：“眼前，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得极不平衡，这是极可遗憾的现象。但我们相信天生人类是生而平等的，民族的文化与经济的进步，只有先期与后期的分别，并没有可能与不可能的差异。只要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公正的，不平衡的现象很容易的可以纠正过来，绝不至于优越者永远优越，落后者永远落后。”即使这是一段写于61年前的文字，今日读来，其况依然，也是吾辈所当努力的方向。（作者为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