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称，除了日本及韩国，我国向东学习的对象也将包涵中国在內。

由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于1982提出的向东学习概念，其实就是向日本学习它发展经济的策略，所以马哈迪不断派遣官员去日本取经学习。

日本对我们的官员有无倾囊相授则不得而知，我们也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日本东西。

马哈迪在2018年第二次任相后，仍然提出向东学习，主要对象仍然是日本。他在22个月任相期间，去了七八趟日本，不知道他学到什么东西回来。

我当时在本栏有一篇拙稿“还在学日本？”说，现在还在学日本已经不能与时代同步发展了，《纽约时报》早两年前已揭露美国企业正在抄袭中国的一切，轮到美国山寨版中国了。

换言之，连美国也在暗地里向中国学习，所以要学习，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向中国学习。现今首相安华终于把中国列入学习的对象。

实际上，中国早年也有学习的对象，那就是我们的紧邻新加坡。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1992年，他公开呼吁以新加坡为师，大至招资策略，小至住宅区(中国称小区)的规划都须向新加坡学习。

中国官员学以致用

于是上至中央政府，下至省政府、市政府都派遣官员到新加坡接受培训，新加坡也倾囊相授，中国官员也做到学以致用，所以中国有许多城市与小区规划得非常完美，是以新加坡为榜样。

但大马人对新加坡却有很大的抗拒心，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在去年初打算引进新加坡组屋建设模式。

新加坡建屋局也乐意免费提供咨询，不料倪可敏却成了众矢之的，被指责企图剥夺公务员的工作，损及土著权益。

试想，中国当年以八九亿人口大国，虚心向比它一个县还要小的新加坡全面学习。

马中两国人民的格局差别如此巨大，中国如今一跃而成第二大经济体，科研也在多个领域领先全球，我们则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盖人民的格局决定了结局也。

向敌人学习的胸襟

要向中国学习，不必去学它的科研技术，那也不是我们学得来的。我们应该学中国不但可以虚心向小国家学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肯向敌人学习的胸襟。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走共产经济路线，一切发展策略由国家规划，惟效果不彰。邓小平毅然“以夷为师”、“胡服骑射”，放弃赖以起家的共产思维，改走曾是不共戴天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路线，大事引进西方资金与技术，遂有今日的蓬勃发展势头，以致欧美诸国为之侧目。中国这种敢于扬弃不合时宜政策的勇气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至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策，仍然跳不出50年前拟订的新经济政策窠臼，期间虽数次易名，却是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依然是50年前的新经济政策，一切以族群利益为依归，忽略整体的共同繁荣。

惟说来容易做来难，好像中国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必需要有大智大勇的领导人方可。

中国因为有邓小平这样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家，敢冒政治风险，领导八九亿中国人恍如武侠小说天蚕变所形容，以无比的勇气，自废数十年的武功，重新修炼，方克练成天下无敌的天蚕变。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位如邓小平般具大智大勇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