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我从新加坡流泪到新山/南洋社论

N年前,穷困人民说:“我们需要房屋”。

今天,中产也高喊:“我们也需要一个窝”——问题更严重了。



周三,房产专家告诉我们“今年是置业好时机”,原因是银行紧缩银根,不轻易借贷,只要有钱不难买到实惠房产。

很多年过去了,房屋问题没能解决,每况愈下成全球问题,教人失望与无助;专家一席话,堪有广东人“谁不知道阿妈系女人”之慨。

撕心裂肺的“我要房屋”不只发生在本地,全球皆苦无对策,除了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乌托邦,就在彼岸。于是白天新加坡,晚上新山的生活开始了,于是人力流失了。赚到钱的人才,拿到永久居留证后干脆留下来,直至结婚生子在当地上学,最终家长申请成为公民,于是培养的人才送了给邻国。

时光如梭,房屋也如雨后春笋栉比鳞次于全球一级城市间,穷困一群目瞪口呆,只有羡慕的份。房产资讯网站调查,尽管如此,大马房地产价格远比区域其他国家便宜,55%受访者说收入仅够开销,没有余额储蓄。

2015年国行年报显示,这些年来国内建了不少房屋,只是少了人民可负担房屋,发展商给富人盖房子去了。



国家银行副总裁苏迪夫星博士说,国内缺乏可负担房屋的是供需出现错误匹配,供应以高端房产居多,但需求则以低端房产占多数。

2015年国行年报显示,我国可负担房屋不足,关键是:我要的你不建,你建的却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

苏迪夫星说,2014年我国家庭月入中位数是4585令吉及以下,根据中位数倍数计算法,可负担房屋的价格应该少于家庭年收入三倍,可负担房屋价格应为16万5060令吉,但是2014年仅有21%新推介的房屋价格低于25万令吉。

“资料也显示,50万令吉以上的高端房产出现供过于求现象,此类别房产占了新推介房产的36%,若根据中位数倍数计算法,仅有5.4%人口负担得起此类房产。”

发展商说不是没有兴建可负担房屋,只是购屋者借不到贷款。

上周,人民银行主席阿都阿兹透露,该银行将与柔佛苏丹依布拉欣基金会策略联盟,提供5亿令吉贷款予符合资格的可负担房屋首购族,并只收取1令吉按金即可申请。有关贷款提供柔佛州内的6000间可负担房屋购买者申请,这些首购族除了公务员,私人界打工族亦可申请。该贷款的最长期限为35年,6000间可负担房屋的价位在10万令吉以下。

柔佛人民是幸运的,10万令吉以下可负担房屋也是合理的,但国内大部分城市的可负担房屋价格却是40万令吉。

即使你有4万令吉的头期,36万令吉,35年的贷款期限,以目前的4.45%利息计算,每月供期是1693令吉。试想想有几个家庭的净收入会是5079令吉?

也就是说,一对夫妇在35岁之前,其家庭收入最少必须达到5700令吉或以上。单单扣除屋期,这个家庭只能有3386令吉的每月开销。

你有这样的收入,你又能以这个剩余维持家庭营运开销吗?如果你有一对孩子呢?而各有一对父母需要奉养……

苏迪夫星建议政府可以效仿韩国及新加坡的公私合作方式兴建可负担房屋。但必须改善公共交通系统,如此一来,低收入群可住在距离工作地点较远的地方,享有较低房租或房价较低的屋子——这让我们想起居住柔佛到新加坡工作的人潮。

没有社会责任营销下的发展商房屋计划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双输。没有交集点的供求,永远都不会找到平衡点,徒劳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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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国外好使国内便宜?/胡逸山博士

美国候任(与前任)总统特朗普近日大放矢言,其中就提到假如一些国度尝试以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交易货币的话,那么他将捧出关税大棒,对彼等出口至美国的商品施以100%的关税。

我之前曾详细谈到,为何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在美国权力分治体系下,可能未能全盘操控美国的货币政策(如形同其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就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起码在整体上会寻求偏低的美元币值,以便促使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上更具有出口竞争力,来完成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愿。

那为何特朗普一方面不介意美元币值的走低,但另一方面又那么介意美元是否维持作为国际上主要交易货币的独特地位呢?这主要是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无经济逻辑上的冲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这得从何说起呢?可能先从本地社会说起吧。大家在本地社会生活里,坦白说通常对马币币值的高低走向,有着在社会心理学上所谓的认知偏颇。

当马币走高时,我们一片欣喜若狂,尤其是如当下般年底学校放假,大家携老扶幼到外国度假时,马币得以兑换更多的当地货币,花起来当然也就更为得心应手了,譬如得以血拼更多的当地商品等。

即便没有出国旅游或送孩子到外国念书(也就必须兑换马币来缴付彼等的学费和生活费),更高币值的马币也意味着进口到本地的商品会显得更为便宜(相同数额的马币得以进口更多商品)。

经济社会微妙偏颇

有钱人买时装、香水等奢侈品会更便宜,但连中低收入群体者购买一般的日常用品、食物等也会更为便宜,因为在本地许多这些商品也是进口的。

所以大家在社会经济认知上,都有一个微妙的偏颇,认为马币币值高就很好,政府就显得有“做事”,有把马币币值往高处推。

反之,如果马币走低,出国旅游时的花费就更高了,孩子的外国学费与生活费也就更高,搞不好还要好像当年家长自身在外国念书时般,到当地唐人街的华人餐厅打工、洗碗碟、抛大镬、捧餐送外卖等,我见犹怜,令从小宝贝爱儿爱女的家长们心疼不已。

家长们心想新一代的海外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可能还不如旧一代,而那都是马币低迷所闯出的祸,那当然义愤填膺,大骂政府无能了。

即便未能负担得起孩子出国念书,甚至也没能出国度假的中低收入群体们,也必须忍受马币低迷所带来的主要依靠进口的必需品的价格的相应上涨,当然也是怨声载道,迁怒于政府为何不设法把马币币值提高了。

急功近利主流文化

在如此的一片马币币值高企好、低迷坏的认知偏颇狂热里,合理马币币值走低的优势,是很难被本地主流社会所欣赏的。

如更低的马币,理论上是能帮助本地的出口商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更能卖出去,如此也就更能带动本地的主要还是依靠出口的经济动力的。

当然,极为讽刺的是,撇开高科技产品不说,本地出口虽多,但进口也很多,甚至更多。而低企的马币,虽然会导致进口商品更为昂贵,但也就变相地鼓励本地必须更为迈向自给自足的经济韧性,自己做来自己用,就无需依赖进口了。

但在本地一片急功近利的主流文化思维下,什么长期竞争力、韧性等通常都抛在脑后,而要马上看到“出国钱好使,本地物价低”的成绩了。以后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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