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阵政府劝人民不要被反对党欺骗，反对党则提醒选民不要被执政党洗脑。双方都说得头头是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还要华裔选民安心，强调国阵的马华民政可确保华社的权益。或许我们应该问问到底部长认为华社权益包括些什么？

自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来，13次全国大选，选区划分造成华人的国会议员人数比例一届不如一届；1969年513事件之后，华人的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一次再一次被边缘化，先是失去了华裔财政部长和工商部长，连华人房屋部长及劳工部长所管辖的部门也给分拆了；一些职权割给了另外设立的局长所取代，这些局长人选多是大选败选的非华裔领袖；联邦政府部门增加、内阁部长总数多了，但是华裔部长的比例却是直线下降，由华裔担任的部门行政首长（KSU）由三四个减到两个或一个。

政治权力分配和高级公务员的比例代表了一个族群的政治地位，华人的政治地位逐渐被侵蚀。在马华及民政的代表下，华社的权益是得到保障？还是式微了？国阵里的巫统可曾以换位思维，检讨自己所作所为对得起马华民政战友吗？

答案是没有。当年槟州首长，巫统的党员竟然闯进他的办公室，将首长的肖像撕下来踩踏，侮辱了国家的同时也侮辱华族的尊严。这些巫统党员可曾受到应有的惩罚吗？另外，513事件之后，马来西亚人开始多认识一个新词汇，华人和印度人在一些巫统领袖的口里成了“外来者”（pendatang），尤其是在大选之前采用的次数特别多，声浪格外响；不友善的态度伤害华族选民，令华人在投票时那一刹那，情绪化地划下了选票。

拥戴贪腐始作俑者

国阵是代表各族群政党的联盟，为了团结各族，让各民族和平共处，每个成员党都必须作出一些牺牲，偏激的政治主张不宜用于联合政纲。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宪法赋予回教为官方宗教、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崇高地位，但回刑法并没有普及化，世俗国的法律体系仍然十分完整。建国时，我国乃是世俗国家。但是一些巫统的领袖却配合伊斯兰党，以行政指令大搞回教行政化，企图以可兰经教义治国，削弱非穆斯林的权利；此外，华文小学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环，国家本应尽心发展多元文化，不能阻挠成长，将华文小学当弃婴。这些老调重弹的课题，恰恰证明巫统不能顺应民意，跟着潮流自我调整，也让华人社会感到马华民政维护华族权益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果如内政部长所言，马华民政可以确保华社权益，则华族所能获得的权益的范围就显得那么渺小和局限，岂不太令人感慨万千吗？上述被忽视的华社权益，只是点点滴滴。倘若认真罗列，罄竹难书。华社了解自己的公民权益有多少，没有被洗脑，华人社会也不是被欺骗！

至于反对党的希望联盟（希盟），参照上两届大选成绩，充分了解华人的投票动向，认定华人票会一边倒向反对党，竟然忽视华社的权益和需要，把批判重点剑指首相；请出曾主宰国家命运长达22年的敦级耄耋领军，誓言将首相一人拉下马，拥戴贪腐始作俑者领导反贪反腐，成为笑柄。

事实证明希盟的共主组成的土团党，限收马来人及土著为党员，主要领导人都曾是巫统的强势领袖，他们在朝时把弄权势，今日华族政治地位低落，拜他们所赐。希盟的另外两个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都以实施回刑法乃穆斯林的责任为由，置回刑法影响多元社会、侵害非回教徒权益以不顾；而党员以非土著为主的华基政党虽然反对回刑法，却表现得朦朦胧胧。面对真正涉及华族权益的课题时突然失聪，总是支吾其词，并以该党是维护马来西亚全民利益为遁词而掩饰之，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维护华族应有的权益，因此被讥为“大选投我票，有事找马华”的机会主义。这也是众所周知，不容否认。

弃权或废票成另一选择

行动党将希盟的结盟、与土团党的合作，牵强附会地比喻为中国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救国大计，许多支持者对它吹捧土团党的最高领袖的做法都不敢恭维；眼见他们紧紧拥抱那个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盟主为救国的主帅，人们在议论间，不禁摇头叹息，感叹该党的斗争手段，质疑其从政的信念与理想；以拥有最多国会议员的地位甘心充当让梨的孔融，舍主座席位之外，再让出秘书长。希盟结义刚刚肇始，就牺牲了平起平坐的尊严，大选过后又将如何自处？想起当年与伊党合作，硬将建立回教国的竞选口号说成是要建立“福利国”，全力推销。请问如果这不算是欺骗的话，那什么才是欺骗？

检讨过去两次大选，两个阵营得票总数、选区划分情况以及“国共合作”的说辞，一些选民已不再发烧，朝野不论洗脑或欺骗已起不了作用，弃权或废票成了下届大选的另一个选择。

然而，对华社权益而言，较有战略性的投票方式或是：1.认为国阵将再次执政的，可以投马华民政一票；2.相信希盟可以改朝换代，不妨投行动党一票。毕竟在两个阵营里还是需要有足够华裔议员人数来制衡各自阵营里的单元极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