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今年4月下旬爆发，超过80%确诊病例是住在宿舍的客工，以来自孟加拉、印度和中国为主。

疫情在客工宿舍大爆发，引起各界关注，并招致非政府组织、异议人士、公民团体、政府高官、媒体的批评，同时也让新加坡客工的生活情况被带到镁光灯下。

新加坡政府采取双重隔离措施，让客工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他们只在宿舍、罗里、工作范围活动，这能确保客工隔绝于社会大众之外，又有效让建筑业持续活络，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务实的管理思维，却忽视客工群体的感染风险。

在新加坡政府理性务实的管理思维下，导致缺乏人性化措施和社会同理心，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爆发，社会大众竟赞扬政府的隔离措施有效，这很吊诡。

这不仅透露新加坡贫富与阶级差异的防疫漏洞，更显示长期以来家长式管理下，人口控管政策、物理空间规划，及客工的治理模式。

人口控管政策

相较于其他国家人民的身分以种族来划分，新加坡由于社会功利主义的倾向，以持有的工作证等级来划分社会阶级，这反而成了新加坡的社会身分。

持有的工作证反映个人的薪水、学历、国籍、工作性质、住房、消费能力等，基本上，凭个人持有工作证就能约略判断其社会阶层。

持有工作准证（WP）的劳工，无论种族国籍，都被划分为整个社会里最底下层的群体。成为永久居民是各类工作准证持有者的“终极目标”。

作为最底层的WP群体，他们缺乏社会保障，手拿低薪，雇主是决定他们去留的关键人物，大部分染疫客工属于此阶层。

物理空间规划

在人口密度增加、空间狭小的岛国，为维持花园城市的形象，新加坡政府必须对人口和空间有严格的控制和规划，而新加坡政府在空间的设置与安排，较其他国家更严密。

组屋的设计、笔直有序的道路、整齐划一的景观，都展现岛国对物理空间的规划。

从新山入境新加坡供人们排队的车站，不是用铁栏划出空间，就是用黄线划出分割线。这些在公共场所的日常空间规范及规划，都表现城市国家对空间无序的容忍有限，以及强调一切严谨有序的讯息。这或许是来自岛国空间匮乏下型塑的治理思维。

在家长式管理下，新加坡政府为外籍客工划出只属于他们活动范围的宿舍、供娱乐休闲的小印度、供出卖劳力的建筑工地和各种工作地点。

将客工集中式管理并非在出现疫情后，才进行的大规模隔离。在对人口和空间的严格管治思维下，当地人生活在住宅区、客工在宿舍区的界限分明，导致新加坡民众和客工同处一个社会，却生活在不同世界。

新加坡的人口管理，不论是对本地公民还是外籍客工，都属于圈养型的家长式管理，但有明显的差别待遇。

在本地公民的治理上，新加坡政府派出“大使”到人多的地方巡逻，看到有人没戴口罩，会温馨劝导，直到讲不听才出动警察开罚单；该国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将6月的年中学校假期提前至5月时，居然为政府关闭珍珠奶茶店而向学生表示遗憾，这是类似父亲对孩子疼爱般呵护的一种家长式管理的反射。

而在管理客工方面，为了应付大量征聘的客工，新加坡政府允许建设庞大的外劳宿舍，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客工都必须拥有4米x 4米的个人空间，但一些外劳宿舍的设备在人性化方面引关注。

该国总理李显龙在宣布第二次阻断措施时强调，疫情大爆发多集中在客工宿舍，社区感染未扩大，这虽是安抚民众的说词，但无形中制造更大的社会隔阂。

政府高官对待当地公民和外籍客工明显不同的隔离政策，体现的不仅是阶级不同的政策，还有缺乏人性、逐利的商业机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