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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佐摩:浪费巨大潜能 大马发展不进反退

独家报道:李治宏

著名经济学家佐摩教授指出,大马本应是一个发展远胜于目前的国家,但过去20多年来不进反退,国家当前的困局令人痛心疾首。

他说,大马当前的处境令人非常痛心,因为这原本是一个充满各种潜能的国家,但却因各种因素陷入今天的局面。

佐摩日前接受《南洋商报》线上专访时说:“我国最好的年代是1990年代初至中期,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当时我们的经济增长迅速,国人大致上都比今天的情况好许多,财务上也更自律,国家财政预算也每年都有盈余。”

然而,亚洲金融风暴过后,这一切已不复返。

我国也从经济最好时期的每年都有财政盈余,从1998年起每年都面临财政赤字。

“例如,以当前的情况,我希望政府‘大开水喉’,面对财政赤字不是问题,但财赤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才被容许,而非长期面临财赤,但纳吉(前首相兼财政部长)却没这么做。”

金融海啸时财赤最高

过去30年来,我国财赤最高的一年是2009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6.7%,当时的首相是纳吉。但必须指出的是,那年正值国际金融海啸,政府大洒银弹刺激经济。

纳吉是在2009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担任首相兼财长。

除了2009年,其任内财赤最高的一年是2010年,当时的财赤是5.3%,而当年也是2008/09年全球金融海啸的第二年。

在纳吉因2018年大选国阵丢失政权而下台之前,我国仍每年出现财赤,但财赤逐年降低,至2017年已降低至2.9%,2018年原本预计再降至2.8%,但最终反而扩大至3.7%。

但必须指出的是,纳吉只在2018年执政了4个月。5月大选后换了希盟上台。希盟随后于2019年成功将财赤再降低至3.4%,并原订于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3%。

随后因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希盟政府在2020年采取扩张式预算案,进而将财赤目标扩大至3.2%。

然而,去年爆发冠病疫情,国盟政府在喜来登事件中取代倒台的希盟上台后,前后共祭出总额高达3050亿令吉的多个经济配套,导致财赤估计扩大至占GDP约6%。

2020宏愿没一样实现

佐摩说,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我国各方面的发展非但没有进步,以及实现2020年成为先进国的宏愿,反而倒退。

“亚洲金融风暴后,没有人再提起2020宏愿,人们只提到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但却假装没有多达约700万名外劳在这个国家工作。

“我们在计算和预计许多数据时,都必须把这700万名外劳的相关数据考量在内。如果扣除这700万名外劳的各种相关经济数据,我们是否真正受惠?”

他续称,前首相敦马哈迪当年倡议的2020宏愿,提到要建立一个具有共同命运的大马团结邦国、建立一个成熟、自由及容忍的社会、确保实现一个经济公平的社会等,没有一样得以实现。

“2020宏愿放眼团结全民,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东马人不视本身是大马的一分子,甚至吉兰丹州的发展还很落后。”

他说,有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政治意愿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没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决心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

对事不对人 没反马哈迪

“很多人认为我总是一面倒的批评敦马。事实上,我支持他的工业化政策、注重重工业发展,但我希望看到的是由大马人领导工业化进程,而非由没有相关经验的人领导。”

佐摩被视为是著名的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批评者,经常批评马哈迪的各项政策,但佐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矢口否认这点。

当记者抛出这道访题时,佐摩说道:“他(马哈迪)首次任相期间,我确实有批评。但当时由于没有人敢批评他,所有人都以为我总是针对他,这是错误的,其实我是作出建议性的批评。

“因此,(间接的)与他合作,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我个人完全没有针对他,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确实反对私营化政策,以及他处理一些事情的手法。然而,因为我是当时唯一批评他的人,结果凸显的是我总是批评他的报道。

“但人们却没有突出我支持他的一面,例如我支持他的工业化政策。但当我赞同他的某些政策或做法时,媒体却引述他人赞同他的谈话,引述我的却只是我对他的批评。

“当他们(媒体)要批评他时,就来找我,但却只报道一半的内容(都是负面的)。”

他指出,只要仔细留意他的文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针对刻意批评他。

佐摩说,事实上,他认同马哈迪是我国其中一名最高瞻远瞩的领袖,他懂很多事情,也比很多政治人物懂得更多。

“这些都毋庸质疑,我很尊重他。”

忽略诺言 希盟败笔

佐摩认为,马哈迪二度任相时,过度聚焦于对付国阵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没有致力于解决国家的各项问题,也没有兑现希盟的竞选宣言,以及他本身提出的2020宏愿。

他说:“我不确定他(马哈迪)是否有正面的发展议程。解决负面议程(指解决前朝国阵政府留下的各种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正面的发展议程,以推动国家向前迈进。

“然而,当敦马哈迪忽视希盟本身的竞选宣言,甚至他本身首次任相时提出的2020宏愿,那么你认为他还会留下哪些正面的发展议程?

“你可以追收政府被拖欠的税款,对前领导人的过失采取行动,但这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

“更不幸的是,虽然对我而言,希盟的竞选宣言不是最好的宣言,但也没有获得兑现。”

佐摩认为,没有兑现本身的许多竞选宣言,是希盟执政22个月期间的一大败笔。

他说,如果政府不打算实行本身的竞选宣言,就必须向人民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续称,撤销消费税和国有化大道,并非希盟上台后的当前急务。

他说,马哈迪本应是希盟上台后的过渡首相,但他却没有明确的交棒计划,也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无一政策获推行

顾问理事会无作为

“我甚至无法记得有一项政策,是由政府理事会会议讨论及通过,提呈给政府,并获得执行。”

向来直来直往,有话直说的佐摩直言,他身为成员之一的政府顾问理事会,没有任何作为。

他说,政府顾问理事会提出的改革建议,没有一项获得推行,即使符合希盟的竞选纲领,也没有获得落实。

“政府顾问理事会当时几乎天天都有开会,以向政府作出各方面的咨询,但报告其实是由秘书处撰写,理事会甚至没有在会议上讨论过。

“当然,理事会的部分建议有提呈给政府,但是由个别的理事会成员提呈或发表,和理事会无关。

至于为何该理事会提出的建议都不获执行,佐摩说:“我不知道。”

佐摩是在受询及如何评价希盟上台后马上成立的政府顾问理事会时,这么回应。

政府顾问理事会是由前财长敦达因担任主席,除了佐摩,其他成员包括大马首富郭鹤年、国家银行前总裁丹斯里洁蒂博士,以及国家石油公司前总裁丹斯里哈山马力肯。

佐摩表示,希盟前朝政府成立的经济行动理事会,影响力要比政府顾问理事会大一些,但同样没有具体的政策和作为。

“我们被称为经济行动理事会,但我们只是扮演咨询的角色。也许它根本不该称为经济行动理事会。”

阁员如小丑  国盟应下台

“不幸的是,我无法说他们做对了什么。”

佐摩认为,国盟政府毫无作为,而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未能解决当前的政治乱局和国家各种问题,也无力改变现状,应体面下台。

他指国盟上台将近一年来,非但施政不力、功能失调,更对国家造成许多的伤害和破坏。

他也痛批半数内阁成员犹如“小丑”,不值得尊重,而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谈话,甚至成为孩童的笑柄。

他强调,对慕尤丁没有成见,甚至过去慕尤丁在前朝希盟政府时期提出的一些看法,他也深表认同。

慕尤丁非坏人

然而,慕尤丁任相将近一年来,国家出现许多问题,而这个弱势政府纯粹是为了保住政权而存在,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作为。

“除了必须在政治上求存,我不认为慕尤丁本身是坏人。

“对我而言,现任政府初上台时所犯下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以首相为例,过去他提出一些看法时,我都认同。我个人对他没有恶意,但你看看现任政府如何施政?

“持平而论,他们(国盟政府)也做了一些事,例如去年3月冠病爆发后落实行动管控令,以压平确诊病例曲线,以及推出纾困措施。然而,这些纾困措施不够全面,人民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帮助而纾困。

“他们在MCO 1.0过后的施政方式,看来许多人无法生存。在现有情况下,那些小商、微型企业和家庭式业者都无法存活。

“他们起初以吉雅阿姨(Mak Cik Kiah)一家可从节省及援助金中获得7864令吉为比喻,讲解纾困措施将如何为人民纾困,但如今没有人再谈论。我不认为在现有情势下,她(指吉雅阿姨)还可以继续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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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动竞争 不可无节制发执照

(吉隆坡23日讯)国内外著名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推动行业竞争时不可无节制发放执照,探索竞争政策应通过各方合作,利用竞争法解决核心经济问题,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建立可持续及包容性的经济。

来自大马、南非和新加坡的学者指出,已推行一周年的昌明经济框架,背离以往的经济政策,强调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凸显了竞争政策对框架的加强。

他们是在早前于在吉隆坡万丽酒店及会议中心举行的“提高竞争政策和昌明经济框架”竞争经济研讨会上,提出这些看法。

该研讨会由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MyCC)举办,超过250位政府部门人员参加,包括官员、法律从业者、经济学家、专业团体成员、金融机构、院士、学生等。

学者提醒,政府不应为了鼓励竞争,无节制的发放执照。

佐摩:政府推动行业竞争

著名经济学家佐摩教授说,为刺激竞争,政府积极推动行业竞争,正如20世纪90年代,因市场对主要产品的需求激增,通过多家公司发放400份产品制造执照。

“不幸的是,缺乏研究和质量控制,导致生产的商品不合格,影响了该行业近三十年的声誉。”

同样的,他说在另一个行业,政府通过颁发大量执照,鼓励竞争的举措导致市场整合,几家公司最终合并,成为大型业者。

玛帕图:国家建设需四造努力

南非竞争委员会(CCSA)资深官员玛帕图认为,国家建设需要民间社会、企业、工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部门的积极参与,在清晰易懂的规则、司法监督和公共利益指南推动下,方可成功促进转型,为国家面对的主要经济挑战定制包容性和有效解决方案。”

同时也可以通过竞争政策,推进气候变化、动态数字空间等新问题相关政策改革,并致力改善跨市场竞争执法的国际合作。

她认为,竞争法的演变应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核心经济问题,让其影响更全面。

推进绿色经济 提高大马国际地位

其他学者表示,重点推进绿色兼包容的国际经济,探索竞争政策如何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经济、促进经济包容性,可以提高大马区域和国际地位,确保商业实践的全球一体化。

他们除了探讨全球价值链和跨境并购收购主题,亦探讨竞争政策如何补充现有经济政策,包括工业、粮食和新兴数字政策。

“它解决了产业政策存在潜在冲突,强调共同目标促进经济增长。”

学者相信,竞争政策在防止食品领域反竞争行为的作用和重要性,可促进各国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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