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佐摩（前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

冠病大流行和政策应对的措施导致经济下行。对抗经济下行的财政和货币措施需要更多的政府问责制和纪律，以确保在改善感染遏制措施的同时，成功把滥用最小化。

这种措施应该优先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避免经济衰退变成萧条，和恢复发展。必须帮助弱势群体（尤其是非正式或临时就业领域）、恢复总需求和加速生产性投资、技术进步和输出增长。

由于常规智慧是问题所在，必须考虑实施非常规解决方案。这是非常状况，需要非常规政策应对，以缓解生计和收入的失去，后两者经常是因为应对大流行的政府政策所造成的破坏。

40年前起对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一直避开反周期财政政策，而支持年度的“平衡预算”和“财政巩固”。

同时，人们广泛关注，较大胆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很可能被当代典型的短期主义政府所滥用，诱因在于宏观经济（种族）民粹主义，而不去关注开支、借贷和债务增加的中期和长期后果。

由于政府借贷和开支增加相关的可能“漏洞”和滥用，只有更佳的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才可以把损害最小化。这种财政政策最典型是牵涉政府借贷，尤其是向包括中央银行等机构出售债券和其他证券。

官商勾结保政权

政策经常是假设政府先收税才支出。事实上，政府通常先支出才收税。问责欠佳的政府经常利用真实、夸张或想象的危机，来追求更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保住政权的生存，和让政治联系良好的人获利。

最近的一个争议，是“印钞”资助上述措施，而不是通过增加政府债务和借贷。在凯恩斯主义中，当经济资源没有完全被利用，印钞是非通胀性的。

西方货币权威授权或“轻推”商业银行以较低利息贷款，而不担忧提高物价。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在过去10年是非通胀性的。

超过半个世纪前，弗里德曼首次使用“撒钱”这个术语，作为一个“思想试验”，以考虑一次性增加货币供应的后果。

不过，如今这个术语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增加货币供应，表面上要催化经济发展。一些倡议者引用现代货币理论（MMT）来宣称，政府可无限制增加法定货币供应（量化宽松），而没有通胀之类的负面后果。

印钞只帮助富人

在发达经济体中，来自这种措施的不义之财，实际上加速了少数特权者的财富累积，反而经济增长仍然不太大。大流行前，即使有全面就业率，实际薪酬已下降。因此，尤其是在英美，印钞帮助富有的人，多于其他人。

很重要的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发展中国家未享有发达经济体的自由程度（有时称“嚣张的特权”）。因此，纯粹模仿量化宽松（QE）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很可能有不同后果。

未认真评估官债

自世纪之交以来，历届大马政府已放弃1990年代前首相马哈迪和前财政部长安华一贯的反周期财政政策。

1980年代末起，工业化加速，经济繁荣，政府制定的预算案有盈余，一直到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伴随货币危机的衰退，1997年10年安华宣布的1998年预算案已有所变化。

从那时起，失去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纪律，尤其是新世纪的经济复苏后。接下来的政府借贷越来越多，甚至提高自我施加、宣布的官方公债上限。

同时，政府设立特殊目的的工具，尤其是严重依赖借贷资金的基础设施计划。这些政府担保的责任从未向国会通报，一直到最近才揭发。

总审计司和公共账目委员会没有认真评估这些责任。令人担忧的是，许多这种计划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一直是无问责地取得外国资金的手段。

例如，东海岸铁路（ECRL）计划的实际成本，业界人士相信只是大马人要付出的代价的少于四分之一，所谓代价甚至还未考虑延期的利息和其他成本。

但是，未来数十年东铁计划让大马人付出的代价，获益最多的不是来自中国的承包商，而是促成计划的大马和其他国家人士。

预算案制造假象

在大马2021年预算案中，有些先前认定为往来或运营开支的支出项目，如今被归类为发展或资本支出。通过这种归类，可能会加强财政平衡的假象，即保证了收入至少足以支付运营开支。

必须更严格地审查政府债务、借贷和开支，以及政府担保的责任。不幸的是，大马的政治性经济，似乎很可能继续搞阴谋，对抗改善透明度、问责制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