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化并未为公共领域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无效率）提供奇迹的治疗。接管公共领域的私人利益罕有为公共利益良好服务。对私营化各种后果的愈发关注，已在全世界产生大量研究。

从1999到2004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智利、瑞典、俄罗斯、波兰、乌克兰、保加利亚、中国、香港、大马、菲律宾、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私营化对女性劳工造成更负面的影响。

对增长无贡献

IMF和世行安全网或补偿提议，不是对公共财政的成本太高，就是行政负担太大。

从有生产力的新投资转移私人资本，去收买现有的国有资产，实际上使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加速。它从可强化经济实力、有生产力的新投资显著地转移了资金，反而去收买现有资产。它只是改变了资产所有权，而不是对增长做出贡献。

私营国企在股市上市，使它们易受短期管理考量的影响，一般上是要最大化每季企业收入，在长期上不鼓励有生产力的新投资。这种短期主义的焦点，倾向于边缘化企业和国家的长期利益。

因此，股市上市意味着短期主义文化的引入、永存和推进。对于较普遍的企业和国家发展利益，和更为广泛的经济福利改善，都经常是不利的。

破坏企业表现

无论平均分配还是集中的股权，都破坏了私营化企业的企业表现，然而国企所有权可克服这种集体行动问题。虽然在私营化（例如“优惠券私营化”）之后，人民拥有同等的股份，但是没人有任何特别兴趣去确保私营化公司妥善经营，恶化了管治问题。

因此，确保股份所有权公平的群众压力，可能不可逆转地破坏了企业表现。由于股东只持有小股份，他们较不可能承担高成本去监督管理层和企业表现。因此，没人有诱因感兴趣去改善企业营运。

这种“集体行动”问题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因为每个人拥有同等（即微小）的股份，没人有足够的股东影响力去要求改善私营化企业的管理。相反地，集中的股权也因其他原因破坏了企业表现。

通过出售公共资产的额外“一次性”收入，暂时减少财务赤字，私营化可能推迟了财务危机。不过，在长期上，公共领域会失去国企利润丰厚的收入，并受困于为无利可图的业务融资和补贴。此前以国企收入流交叉补贴的政府义务，也须要更多资源来融资。

加深财务危机

经验显示，如果利润丰厚的国企的新业主以创意会计或因私营化典型的优惠条款而避免缴税，财务危机甚至可能加深。例如，悉尼机场私营化首10年，即使赚了近80亿澳元，仍免缴税。反而，它获得近4亿澳元的税收优惠！

一般上，对国企的投资不会以政府发展开支或债务的形式显示。相反地，它们会隐藏在政府担保债务中，以“或有负债”的形式产生。因此，政府最终仍负责任。当政府部长强迫国企承接项目、做出投资，或（尤其在没甚必要时）购买价格过高的设备或服务时，就产生了问题。

私营化倾向于挑起不平等。由于私营化的宏观经济学后果，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减少，意味着较低就业增长、薪资停滞，或两者皆是。

冲击公共福利

转移可使用的资金去买现有资产，就减损了扩张实体经济实力和能力可使用的资源。因此，从有生产力的新投资转移私人资本，去私营化现有的公共领域资产，经济增长会放缓，而不是提高。

私营化的优先是利润最大化，一般上是以社会福利、公平和公众利益为代价。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优先倾向于让雇员减少就业机会、加班机会和实际薪资，同时向客户或消费者施加更高的用户收费。因此，私营化倾向于对公共领域雇员和公众（尤其是较贫穷的消费者）造成负面影响。

聚焦短期利润

新私人业主的投资一般上聚焦于短期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投资可能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或“经济”成本计算已产生了各种问题，经常造成服务和水电等公用事业更劣质或昂贵。

没有了补贴，私营化公司一般上会提高（例如水电供应的）生活成本，尤其在较贫穷、郊外和偏远的地区。幸亏技术改变已减少了通讯收费，否则因私营化收费可能更高。

私营化本应导向公平竞争，但私人业者有意保持国企的特权。因此，受关注的事项为：一、正式和非正式的勾结，包括类似垄断联盟的协议；二、采购合同和其他这类机会的特权投标；和三、一些有关的当事人享有特别影响力和其他特权。

所有人的生活成本无疑增加了。私营化经常导致二元供应，即穷人服务较劣质，可负担更多的人服务较优质。

二元供应的含意差异很大，可负担成本较高但较好的私营化服务的那些人就觉得有价值，尤其是许多人不满为穷人提供交叉补贴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