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资来马，看我国经济（中篇）】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凭各方面优势，我国无疑是中国在东南亚最佳合作伙伴，但我国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签署的合作项目并不如越南多，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曾坦言，我国在与中国的合作力度与速度上有待加强。

财政部长林冠英曾告诉媒体，我国在2019年首季批准的制造业外资中，美国达111亿令吉，中国是44亿令吉。他也指美国是最大的外资投资国，并且有望持续增加，不过中资增加的潜能更大。

对外资精挑细选

显然中资增加了，但尚未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对扎根槟城的“世界华人成就奖得主拿督斯里许廷忠而言，这样“慢”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我国的发展步伐对外资趋向了精挑细选。而这逻辑看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经济系教授连惠慧眼中，也是合情合理的。

本报与经济教授、商务顾问、一带一路学者，以及本地商团领导了解时发现，我国企业乃至政策决策单位在对待中资上做对了某些决定，但有些地方却失之交臂。

许廷忠：有自己发展步调
大马慎选符格局外资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是我国已落实制造业项目的第八大投资来源，投资额达157亿令吉，而排在前3名的来源分别是日本（842亿令吉）、美国（740亿令吉），以及新加坡（421亿令吉）。

也是槟城商企聚英社发起人的许廷忠点出，就算中国在我国制造业投资上仅占第8位，跨国商贸的签署项目也不如越南，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国不积极，反之是对海外投资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

他说，越南的工业发展起步比我国慢，因此现阶段大量吸纳来自中国的投资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国目前有自己的发展步调，所以会特别筛选符合本身发展格局的外资。

需更高端科技投资

“现如今，大马的经济发展并非是什么都要的，我们得选择适合我们的外资项目。”

他说，我国其实需要更高端科技及更高投资额的大型项目。前者能提供技术转移，提高我国技术发展，后者能带动经济成长，尤其能协助融资的大型项目。

许廷忠的建议与财政部长的步伐一致，根据林冠英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将有可能下个月再去中国，而主要专注将放在高科技、高价值的投资项目。

“我们也欢迎任何并购或合资的营运合作模式，不过，前提是我国企业的拥有权至少要有40%，甚至50对50。”

无论如何，由于MIDA的这份数据仅局限于制造业，加上未纳入我国与日本的邦交建立超过60年、与美国及新加坡的商贸往来也较中国悠久，所以有关数额并无法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在我国的投资情况。

来自中国的投资已有明显增势，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后，中国不仅连续9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马中双边贸易额更达到960亿3000万美元，双向投资累计也超过126亿美元。

但是，政府与企业又如何应对以把握契机？值得认真思考。

鲁世巍：发展对接3大领域

具合作空间

许廷忠认为，我国对中资的“慢”是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与步调，那么又有什么是我国可以对接的？

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认为，由于中国与大马正在落实各自的经济发展转型计划，因此两国在发展战略上可对接之外，旅游、投资和贸易3大领域，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他早前接受本报访问时分析，当大马正在建设新马来西亚，以及推动第11大马计划之际，中国也正实施“十三五规划”，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及努力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就此，两国可在发展战略上对接。

首先，旅游方面，鲁世巍认为我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也因如此，访马全球游客创2680万人次，加上明年是马中文化旅游年，相信双方能在旅游领域上有很好对接。

至于投资，他指由于外向型经济的我国向来注重外资，而一带一路倡议则鼓励中资到海外落实业务拓展， 因此这也能促使双方进行合作。

贸易方面，市场庞大的中国消费规模在扩大，而大马可以扩大优质产品的出口，尤其是中国生产不了的产品，如榴梿、燕窝及棕油等。

郭隆生：应付庞大需求

迎中资基础工作待调整

无独有偶，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副总会长郭隆生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我国的下游工业，如油棕、橡胶、石油是我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更是中国需要的工业原料。

他也说，由于我国目前在基本设施上需要发展，如码头、海港、机场、高铁和高速大道，而中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技术或速度上都十分高超，加上还能提供融资配套，所以绝对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我国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有关的产业相当落后，这些恰好是中国的强项。换言之，我国可以向中国招揽这方面的投资，同时带动技术转移。”

无论如何，厘清我国可在哪些领域与中国对接后，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调整与提升。

我国在迎接中资上需要许多调整与提升，撇开政策性与大方向不谈，最明显的一个劣势是我们根本应付不了中国的庞大需求量。

谢诗坚：紧扣市场需求中国贸易商快而准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拿督谢诗坚博士指出，就算没有贸易战，我国同样能取得中国的市场份额，关键在于我国是否能应付中国庞大的需求量。

“比如说，中国希望我国出口500公斤榴梿到该国，但是我们的生产却不足，这就是问题所在。”

谢诗坚也是马来西亚中国客家商会会长，他再以中国为例指出，过去中国或许对全球市场不甚理解，但是在熟悉了市场的运作，加上本身在制造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模仿力下，一举成为世界工厂。

“举个例子，过去圣诞节，中国没有要大量生产玩具，但是当知道全球有超过30%以上的人口庆祝圣诞节后，就看准和捉紧这机遇，大量推出产品主攻圣诞市场。”

合作国赶不上水平

显然，中国贸易上快而准，强而精，已让该国贸易屡创新高，合作国也可能自叹赶不上这个步伐与水平。

这点，我国更要在最快时间内提升本身水平，否则很难与中国进行更高效的对接的。

连惠慧：政府方向须明确盼

高端中资落实技术转移

数据上看，中资是增加了，但数据以外是不是也透露了其他的讯息？

连惠慧发现，中资在2017年的获批准制造业项目是20项，投资额约38亿5000万令吉；2018年则有40项，投资额达197亿令吉。从中资项目翻了一倍，数额却增加逾5倍来看，中国的投资都是高数额的高端项目。

“虽只是已获批准的项目，会否落实仍是未知数，但由此可见中国还是在许多国家有所保留之际，更大胆积极地进行海外投资，而且都是高价值的。”

不过，连惠慧提醒，MIDA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参与的主要项目依旧以橡胶产品、基础金属制品、石油产品（含石化）、塑料制品，以及装配用金属制品为主。

“这些工业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步调？是否顺应着我国的经济策略来开展？这点政府需要严正看待。

“当我们强调要高科技的产业时，除了希望有外资，更希望这些外资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协助我们落实技术转移，以提升本身的经济格局，不是要塑料厂的入驻。”

连教授反问：政府致力于工业4.0的发展时，相应的规划有没到位？

“我们究竟要什么？我们批准的外资究竟有没有协助落实技术转移？还是我们允许了许多的工厂入驻，却让他们聘请更多的外劳来从事本地人不要做的工作？”

窥探连惠慧言外之意，中资来马的关键问题已不是我国优势与劣势，不是我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力度问题，而是我国必须有明确的方向以及一套完善的规划。

独家报道：黎添华

独家报道：黎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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