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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数学家
平均年收益率比巴菲特还要高

众所周知,很多程序员都需要很强的数学基础知识与计算机能力,虽然并不是每一位数学家都能够成为十分厉害的程序员,但是却有这样一位数学家,通过自己的数学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转战金融界,创立对冲基金,并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亿万富翁!



他就是量化投资的传奇人物——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

大家都知道沃伦·巴菲特是人尽皆知的“股神”,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知道詹姆斯·西蒙斯。

这位创造了华尔街投资神话的传奇人物管理的大奖章基金的平均年收益率比巴菲特还要高得多,其超越巴菲特的秘密武器就是量化投资。

因偏执而成功

西蒙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数学系,后来又获得伯克莱加州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在数学领域工作15年,数学研究正处于高峰时,西蒙斯转入金融界,开始创立私人投资Medallion对冲基金。

经过多年研究,他发明了一套运用统计方法建立风险投资的数学预测模型。

西蒙斯领导Medallion对冲基金会以电脑运算为主导,运用数学模型在全球各种市场上进行短线交易。

依靠这种策略,他从一个天才数学家变身成为华尔街亿万富翁,被誉为“地球上最好的基金经纪人”。

西蒙斯领导着5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自1988年创立以来,年均报酬率高达34%。2004年,西蒙斯光是佣金就赚了5亿美元。

因偏执而存在

在华尔街股场,西蒙斯特立独行,以数学理论为本,完全采用科学统计方法操盘。在生活中,他笃信科学方法,近乎偏执。

西蒙斯有5个孩子,小女儿奥德莉6岁时便被发现患有自闭症。西蒙斯为了给心爱的女儿治病,成立了西蒙斯基金会援助教育及医疗方面的科学研究计划。

20年来,西蒙斯捐助3800万美元来研究造成自闭症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捐出1亿美元,成立美国最大的自闭症私人研究中心。

西蒙斯强烈倡导研究团队从遗传学的角度来找出自闭症的根源,这不仅遭到科学家们的反对,同时也招来了许多病童父母的抗议。他们都认为自闭症可以用改善环境的办法来治疗。

因为西蒙斯的偏执坚持,目前奥德莉已上大学,虽然在社交及学习问题上有所障碍,但她热衷于参加犹太教聚会以及争取妇女和少数权益活动。2003年,西蒙斯基金会发表了有关自闭症的研究报告,并展示精确的自闭症基因图谱。

因偏执而独特

西蒙斯的公司一共有140名员工,其中1/3拥有数理博士学位。

他从不雇用华尔街分析师,而是喜欢身边围绕着一群“怪胎”。这群超级“怪胎”的专业领域千奇百怪,包括天体物理学、数学理论、电脑科学。这和华尔街完全沾不上边。

然而,他正是依靠这些“怪胎”专家,运用量化策略从庞大的市场中筛选数据,找寻统计上的关系,找到预测商品、货币及股市价格波动的模式。后来华尔街虽然也有其他对冲基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却远远不及西蒙斯那样成功。

英雄与狗熊

西蒙斯是近20年来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一开始西蒙斯与华尔街的很多人一样,采用判断型的投资方法。但他发现这样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和心思关注宏观基本面,如美联储何时会加息、加息之后会对产生什么影响等,以此来分析判断外汇和商品的价格走势,然后进行相应买卖。

虽然这种投资方法也为他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但也让西蒙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西蒙斯是这样说的:“首先,数学模型降低你的投资风险。其次,数学模型降低你每天所要承受的各种心理压力。”

后面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判断型的投资完全依赖大脑根据最新的信息做出最新的判断,所以,如果想要不贻误战机,大脑必须随时随地地保持高度警觉的状态,根据新的信息,投资决策不断地调整。

对于判断型的投资方法,西蒙斯说:“有时候你像个英雄,因为你投资赚了钱;有时候你像个狗熊,因为你赔了,不管怎么说,在大部分时候,投资的得失都是由运气决定的。”

宽客中的巨人

西蒙斯的团队中包含了各个领域的专家,甚至是语音识别专家,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西蒙斯为什么要搜罗世界上最优秀的语音识别专家来从事金融研究,西蒙斯说:“投资和语音识别其实很相似,都是要预测下一点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通过对目前已知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去伪存真,然后判断下一点最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而,看似“不务正业”的这群人却利用数学公式和数据模型创造了大奖章基金的奇迹。

这群靠数学模型分析金融市场,并用复杂的数学公式和计算机在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中挖掘利润的投资家被称为宽客(Quant),他们预测股票是涨还是跌基于一连串令人头晕的数字变量。

21世纪初,精于技术的宽客开始成为华尔街的主宰,在华尔街成就了自己的宽客帝国。西蒙斯、肯·格里芬、博阿兹·魏因斯坦、彼得·穆勒、克里夫·阿斯内斯等华尔街的顶级数量金融大师,都是宽客中的“巨人”。

也有人想撞撞运气,直接问西蒙斯。西蒙斯最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西蒙斯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运气”。

这一段对话很经典:

记者问:“那您能说说大奖章基金的投资策略吗?”

西蒙斯:“没什么能说的。”

记者问:“您使用什么金融工具呢?”

西蒙斯:“所有的。”

记者问:“您有多少种不同的交易策略?”

西蒙斯:“很多。”

记者问:“有人说贵公司用语音识别软件去分析交易所的噪声,这是真的吗?”

西蒙斯:“我的博士们听到这个故事都笑了半天。”但是西蒙斯加了一句,说他曾经研究过太阳黑子活动对市场的影响,记者赶紧问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西蒙斯笑而不答。

这就是詹姆斯·西蒙斯,从一个偏执怪才到地球上最聪明的亿万富翁。

新闻来源:MBA智库百科(ID:Mbalib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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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丘成桐言论掀争议 中国数学落后美国80年?

报道:黄杰

数学家丘成桐批判中国科研体制陈腐现象,但华裔在国外表现出色,反映人才流失,而美国近年打压华裔学者,推动华裔回国。

首位获得数学界最高殊荣菲尔兹奖的华人丘成桐(Shing-Tung Yau)4月30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中国数学的现状和将来》受媒体热议,不少以演讲中的“中国数学水平与美国相差80年”为题,引述指中国数学界因循守旧、注重物质奖励,缺乏创新。

在演讲中,丘成桐以自己于北京的清华大学筹备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经验作例,指在全球逾百位顶尖学者评选的85篇“最佳论文奖”中,“只有6篇是国内大学教授的作品,而由美国大学教授作为作者的论文却有70多篇”,并把这归咎于中国年轻学者为了获得丰厚薪水及住房津贴而追求“帽子”(教席),不敢触碰前沿学问。

针对中国学生体制

丘成桐在这里说的“中国”,并非针对来自中国的数学家,而是按其工作单位所在地区分,因此应被视为是针对中国学术体制而非针对华裔。

实际上华裔数学家在国际数学界备受认可,如24岁成为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的澳洲华裔陶哲轩(Terence Tao),或丘成桐在哈佛的学生当中大多都有华裔背景。

根据美国国家基金会,在数学和电脑科学中,亚裔博士毕业生的占比冠绝其他学科,因此丘成桐所观察到的现象更适合被称为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

批评中国数学人才培训

其实,丘成桐于4月7日在复旦大学已经发表过相同题目演讲,批判在他眼中的中国数学界的陈腐现象,只因缺乏了“吸睛金句”所以没有引起关注。

丘成桐在演讲中把中国数学人才培训的问题上升到大国竞争的高度,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问是靠他国培养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警惕“未来3年将是中国数学水平崛起关键时刻,只有踏实展开基础研究,才能根本解决‘卡脖子’问题”。

学术争议造成失焦

丘成桐近20年前已批评中国科学人才培训问题,包括2005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访问(《丘成桐:中国目前教育不可能出一流人才》),事件引发于北京大学BBS上关于其哈佛学生田刚涉嫌剽窃问题的激烈争议,震惊当时数学界,可惜关于这次讨论不久之后就被卷入另一场学术争议,即丘成桐与史上首位拒受菲尔兹奖的得主、俄罗斯数学家佩西尔曼(G.Perelman)之间的纷争,而关于中国科学人才问题的讨论亦因此被失焦。

中美竞争可能被“卡脖子”

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大学

然而,丘成桐多年以来对于中国人才培育都甚表关注;他曾于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成立数学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创立的奖学金等助学计划多不胜数,且近年更从美国回流归国,发起“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鼓励学生学习课堂以外知识,把在北美数学系中享负盛名的普特南数学竞赛(Putnam competition)模式复制到中国。

丘成桐从1987年起在哈佛大学任职长达35年,至2022年4月才离开回中国到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并担任院长,当时《华尔街日报》曾以《美中摩擦促使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大学》报道,指“这一现象表明美国对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创新群体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在丘成桐离开哈佛前7个月,他曾在对哈佛新生的演讲中把美国现时的学术环境与冷战时期的苏联进行比较,称“当年美国政府批评苏联的学术环境,想不到在这里复活”。

诚然,丘成桐虽准确指出中国体制的问题,即美国作为中国高端人才的工作地,在中美竞争下暴露出中国科学发展可能被“卡脖子”的危机,但是对于“80年前”美国成为二战后的科学大国的真正原因,却并非只是取决于美国科研思想是否充份“重视创新”等仅存在于思想层面的问题。

凭战后特殊历史契机

美聚集全球科研人才

二战期间,众多犹太科学家逃美工作,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的爱恩斯坦和逻辑学大师哥德尔(Kurt Godel),加上当时的科学中心欧洲大陆已被战火吞噬,大大增加了美国对全世界科学家的吸引力。

战后,美国情报单位发起“回纹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见普立兹奖得主Annie Jacobson同名书籍),为包括后来成为美国太空总署主设计师的纳粹分子冯—布朗(Wernher von Braun)等1600多名纳粹“洗底”并接到美国工作,成为后来美国胜出美苏太空竞赛主力军。

美国是凭着战后的特殊历史契机和辐射全球的影响力,才得以成为今天的科研人才集中地。

相反,中国科研的成长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在“对外开放”同时参与了打造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科研体系,本已走出一条打破零和思维的国际合作之路。

今天,打破国际合作秩序的一方恰恰是美国,让全球科研受制于大国政治,造成丘成桐所警惕的现象。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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