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已经通过“2030年议程”（Agenda 2030），把私人融资合法化为推动发展与福祉的解决方案，包括了达致“永续发展目标”（SDGs）。

一份近期的麦肯锡报告估计，世界须投资约3.3兆美元（或每年世界产量的3.8%）于基础设施，且其中五分之三在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才能维持当前的增长。

世界融资的缺口约每年3500亿美元。如果考虑SDGs等新承诺，缺口会是当前估计缺口的约3倍，因为仅靠现有的公共资源是不足够的。因此，对世行来说，2030年议程的成功有赖于大规模的私人融资参与。

最大化融资

世行的“发展融资最大化”（MFD）策略标志了一个新阶段。它假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达到SGDs，因为自己的财务资源有限，而且捐赠者海外发展援助（ODA）日渐稀缺。

世行以金融包容性为优先，是假定金融科技推动的数字金融包容性，会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增长、制造就业机会和促进企业家精神。

MFD宣称是回应二十国集团（G20）2017年4月“动员私人界融资增长和永续发展”多边发展银行（MDB）策略的原则。G20已就能源、运输和水等提出“作为资产类别的基础设施路线图”。

2017年MFD策略再循环了世行的2015年“10亿到兆：转型发展融资”，主张MDBs应通过证券化提高金融杠杆作用，以催化私人投资，进而通过将银行性项目转型成流动性证券，以促进资本市场。

MFD假定公共金钱应主要用于对私人融资（尤其是机构投资）的杠杆作用，以融资所宣称的5兆美元SGD资金缺口。

金融化联盟

MFD策略寻求在发展中国家允许金融化和过渡到基于证券的金融系统，是世行、国际货币基金和G20其他倡议的补充。这些倡议预期可鼓励投资者使用环境、社会和施政准则，以吸引、动员和持续所须的融资。

MFD假定公共金钱应主要用于对私人融资（尤其是机构投资）的杠杆作用，以融资资金缺口。它认为政府担保的必要性，在于为公共私人伙伴关系（PPPs）等项目“去风险”。

同时，世行属下国际金融机构（IFC）正协助津贴资本市场参与基础设施发展；MFD策略为资本市场设想“绿色债券”、“社会影响债券”、基础设施债券等。

它假设证券市场可允许机构投资者制造合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MFD倡导者宣称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发展挑战，例如基础设施不足、入学率低、净水、卫生和住房。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也已提出措施，将“影子银行”转型成基于证券的融资。欧洲委员会的永续融资倡议，也寻求为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者进行类似的重新定位。

阶梯融资偏倚私人界

世行的“阶梯融资（Cascade）”途径寻求制度化对私人融资的偏倚。它寻求促进证券借贷，方法是允许“回购”市场融资和对冲，和“再抵押”（即允许证券重复使用于新的借贷）。

阶梯融资途径寻求采取措施加速金融化，以适应新的资产类别；允许银行在最低监管下从事证券和衍生产品；为金融机构去监管化，从PPP项目创造可交易资产；和促进表面上用于发展的资本流动。

它假定市场不完美和市场缺失，阻碍了私人界融资永续发展项目，并提出通过“内部化外部性”（internalizing externalities），和提供津贴和担保为投资去风险，来应对这种瓶颈。

科尔代拉注意到，即使由公共资金承担项目很可能获利，它也以私人融资为优先。他注意到最大化私人融资和最优化发展融资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一些可能的影响。所有私人选项穷尽或失败后，它才考虑公共选项。

因此，阶梯融资途径假定私人界往往更有效率，而罔顾实际经验。显然，它不仅反映对私人融资的一种意识形态偏好，还寻求促进证券和衍生产品市场，因为市场流动性是“动员私人界融资”MDBs策略的核心G20原则之一。

因此，要为融资安排“去风险”，以便把“银行性”的发展项目转型成可交易的资产，这种策略会投入的公共资源很稀少。这意味着在重大金融脆弱性和危机中，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可能成本。

骑劫发展融资

这种政府措施将不可逆地破坏所须的金融机构，例如发展银行。毫无理由可相信MFD会以某种方式创造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以改善中小型企业或所须转型的融资。

一旦一个项目的未来收益源流被审查，多边发展银行的环境和社会保障就不再适用。投资者持有债务被审查而进行赔偿的合约，会与所融资项目及其后果断绝联系。

这些证券的持有人没获奖励以社会或环境目标为优先。对牟利（包括资产剥夺）有短期奖励的私人股权和对冲基金，则不关注社会、环境或其他公共利益。

毫无意外，对私人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能否被奖励以融资长期公共利益，存在着相当的怀疑，因为这些机制服务于牟利的动机，而非公共福利。

（佐摩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阿尼斯周赫利博士为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