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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的巫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和国会共和党多数“取消和取代”2010年平价医疗法(“奥巴马医保”)失败,现在,他们转向了税收改革。上台八个月后,本届政府只是提出了一份设想大纲。但凭我们所知的内容已足以感到深深的担忧。



税收政策应该体现一国的价值观、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

而如今,美国,以及世界大部,面临四个核心问题:经济不平等加剧、就业岗位不安全恶化、气候变化,以及生产率增长缓慢。

此外,美国要需要重建破败的基础设施,强化表现拙劣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体系。

但特朗普和共和党面对这些挑战所提出的应对之道是一份这样的税收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绝大部分好处不是归于中产阶级——占美国人口很大的比例,可能实际上税负会有所增加——而是归于百万和亿万富翁。

如果说不平等在此前已经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实施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收改革将让它进一步恶化。



公司和企业将成为大受益方,对于它们所受到的偏袒,共和党论证说这能够刺激经济。

但共和党——或者说所有人——应该明白激励很重要:为那些投资于美国并创造就业的公司减税,同时为不那么做的公司加税,效果会好得多。

毕竟,美国大公司并不是缺少现金;相反,它们坐拥数万亿美元。

而投资不足也不是因为利润——不管是税前还是税后;税后公司利润占GDP之比在过去30年中几乎翻了两倍。

事实上,增量投资主要通过债务融资,而利息可以抵税,因此,公司税相应地降低了资本成本和投资回酬。

因此,理论和实证都不支持共和党所提出的公司税下调能增加投资和就业。

须增加联邦税收

共和党还想实施领地税制度,即美国公司只需要为它们在美国所产生的收益纳税。

但这只能减少税收收入,进一步鼓励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司法辖区。公司税收的恶性竞争只有通过为所有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制定最低税率才能避免。

美国各州和市需要为教育和相当大部分的卫生和福利体系负责。

州所得税是在次国家层面引入些许累进制的最佳方法:没有所得税的州,通常要依靠累退的销售税,这给穷人和工作人口造成了沉重负担。

因此,充斥着对不平等漠不关心的财阀的特朗普政府,希望取消州所得税的联邦税抵扣资格,鼓励各州转向销售税也许并不值得惊奇。

要想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其他各种问题,就必须增加而不是减少联邦税收收入。比如,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自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反过来又依靠基础研究。但联邦政府对研究的资金支持(以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和60年前相当。

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曾经批评过美国国民债务水平的增长,但如今,他的减税方案将在未来短短十年让国民债务增加数万亿每年——而不是共和党宣称的,拜能够增加税收收入的某种增长奇迹所赐,国民债务“仅”需要增加1.5兆美元(约6.3兆令吉)。

但里根的“巫术”(voodoo)供给侧经济学的关键教训仍然成立:此类减税不会带来更快的增长,只能带来更少的税收收入。

现在尤其如此,因为失业率只是略高于4%。任何总需求的大幅提高都会面临利率的相应提高。

因此,经济的“经济组合”间远离投资,而已然萎靡不振的增长将会放缓。

引入碳税绿色转型

如果换一条路,有可能可以增加税收收入、提振增长。

它包括真正的公司税改革,杜绝让某些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只缴纳极小数量的税收的把戏,一些公司的利润缴税比例远远低于5%,这让它们获得了对本地小企业的不公平优势。

它需要制定一个最低税收,取消资本利得和股利的特殊待遇,让巨富阶层至少缴纳和其他公民相同的所得税率。它还需要引入碳税,以帮助加快朝向绿色经济的转型。

税收政策还可以用来影响经济。除了实现谁投资谁获益、推动研究和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土地和不动产投机税还能引导资本流向提高生产率的支出项目——这是生活水平长期改善的关键。

一个由财阀组成的政府——大部分成员通过寻租活动,而不是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攫取大量财富——必然会大肆奖励自己。

但共和党所提出的税收改革对公司和巨富阶层之慷慨超出了大部分的预料。

它回避了必须的改革,将让美国背上如山的债务;其结果——投资低迷、生产率增长停滞以及不平等性高企——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化解。

特朗普带着要“清理华盛顿的沼泽”的承诺入主白宫。相反,如今这片沼泽变得更大更深了。而共和党税收方案有可能让整个美国经济都陷入这片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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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

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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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威胁仅谈判策略 基金经理:影响或小于预期

(伦敦11日讯)一些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基金经理认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潜在广泛关税,只是谈判策略。

这是富兰克林邓普顿总执行长珍妮约翰逊,和Guggenheim伙伴投资管理投资总监安妮·沃尔什周二在彭博于伦敦举行的“女性、金钱与权力”活动上讲话时,传达的关键信息。

安妮·沃尔什说:“我认为关税仍然更多地是一种谈判策略,而不是我们将看到的必然情况。”

“我认为将更有针对性。”珍妮约翰逊发表了类似看法,并补充说此类措施往往具有“通胀性”。

特朗普政策议程的影响受到交易员、分析师和地缘政治专家的广泛审视,他们试图预测在关税和潜在贸易战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分配资产。

虽然这位当选总统在竞选活动中重申了美国优先的议程,但基金经理似乎并不相信影响会像一度担心的那么严重。

洛克菲勒大学投资总监保拉·沃伦特也持相同观点。

尽管保拉·沃伦特表示,其团队正考虑将抗通胀资产加入投资组合,但她也说,她认为“斯科特和特朗普可能会将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情况可能不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糟糕”。

她指的是特朗普的财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

保拉·沃伦特说,她在最近一次香港之行中与私募基金经理详细讨论了关税问题,这些基金经理对加征关税感到紧张。

尽管她的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看法”并赎回了该基金在中国的大部分公共投资,但她表示,鉴于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她个人的看法要“乐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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