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何国忠:马中经贸到文化深化交流
一带一路打通“任督二脉”

苏士澍(左起)向马珈、何国忠、王平、陈达真及王赛之讲解其作品含义。

(沙登14日讯)马华副总会长拿督何国忠博士说,中文已是世界共同语言,中华文化更让人向往及学习,在一带一路基础下,马中除了经贸之外还可建立起深厚的文化关系。

他说,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不止是经贸,还有文化及文化的内涵,这可加强马中关系,让中国更多的文化精华传到大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理念,对大马人来说犹如中医打通了‘任督二脉’。”

他昨日代表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出席“一带一路—中国书画艺术大马赏展”及致词时这么说。

受邀参加开幕礼的马中宾客逾千人,堪称大马史上最大规模的画展开幕礼。

出席者包括首相署国民团结顾问拿督王赛之、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吴德芳、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总会长朱绍瑛、大马水墨画总会会长锺正川、大马艺术学院院长锺正山、大马中央艺术学院院长郑浩千,以及大马国家艺术馆馆长拿督莫哈末纳吉、龙华艺术馆馆长徐思众。

来自中国的来宾有中国驻马大使馆临时代办马珈、中国企业教育教育指导委员副主任兼大会主席刘延申、人民教育出版社谘询委员兼新华书画院顾问尹鸿祝、中华诗词学会教培中心导师潘衍习;还有赏展的画家全国政协常委兼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全国政协委员会兼班禅画师尼玛泽仁及中国写意花鸟画家兼北京王雪涛纪念馆馆长徐健。



方天兴:扩至东盟甚至全球马中艺术家可“再走出去”

方天兴说,在一带一路下,马中两国的艺术家可以“再走出去”,把艺术扩展到整个东盟和全球。

他说,马中两国的企业界,除了“引进来”之外,也可在踏上“一带一路”的顺风车而“再走出去”。

他指出,大马处在最重要位置的其中一个国家,而马中两国关系上,扮演着稳定区域,也是中国企业家“走出去”的首选国。

“一带一路文化之旅——中国书画艺术大马赏展”于本月13至15日一连三天在沙登华总大厦7楼龙华美术馆举行,展出3名中国名家书画约100幅。

参与这次中国书画艺术大汇展的包括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兼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全国政协委员兼班禅画师尼玛泽仁,及中国写意花鸟画家兼北京王雪涛纪念馆馆长徐健。

苏士澍精通书法、尼玛泽仁爱好写生、徐健善于花鸟画,以及中国文人潘衍习的诗词,他们的作品有些独立呈现,有些互相结合,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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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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