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立法者已经制定了一项新法案，该法案一旦颁布，就将创建一个新的开发融资机构来取代原有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新机构与其前身不同的地方在于能够进行股权投资，而这一改革反映出全球日益认识到股权已经成为了可持续发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在开发金融方面的这一转变纵使意义重大，却不能解决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其中一项主要挑战：缺乏基础设施投资。

对此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

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各大多边开发银行及其私营部门分支（开发融资机构）承诺，在未来3年内将私营部门融资额增加35%。

为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各多边发展银行在实施其他重要措施之外，还扩大了提供给私人投资者的风险缓释工具。但它们并未对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足够投资，将投资重点放在新兴市场的中小型企业上。

初期风险较高

那么为何不把基础设施资产交到私营部门手里？这是因为基础设施资产虽然能提供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大多数大型项目的初期风险较高。

一旦项目超出预算，延期完工，或者未能产生预期回报时，损失就只能由投资者来背。因此私人投资者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已经产生稳定运营收入的基础设施而不是新项目。

出于对这类风险的厌恶，尽管投资者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兴趣高涨并推高项目交易额，但近年来全球准备上马项目的总数依然不见增加。

此外根据麦肯锡公司的数据，近几十年来，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的70%都投向了发达经济体。

为了增加它们的影响，当私营部门投资较少时，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融资机构需要将更高比例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处于筹备和建设阶段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虽然有必要动用贷款和风险缓释工具来支持这一举措，但这还不够，因为它们通常在项目被完整记录在案并确认为“可贷款”之后才会到位。

多边发展银行不足

相反，股权投资者经常会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发挥核心作用，也就是最初的技术准备和财务架构搭建阶段。

如果缺乏股权投资，潜在的盈利项目可能永远达不到可以确认债务融资和风险缓释的“可贷款”阶段。

而由于股权投资者是在项目失败后最后得到偿付的人，他们承担的风险也就最大。

为了提高新兴市场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份额，世界需要一些愿意承担这些早期风险并等待更长时间来让项目成熟的股权投资者来提供更多的“耐心资本”。

如果私营部门不能填补这一空白，那么责任就落在了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融资机构身上，而根据定义，它们就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

虽然有一些多边发展银行和开发融资机构融资可被用于早期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中国的丝路基金、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国际金融公司，但这类融资的供应却受到了需求不足的拖累。

为此，这些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融资机构可以通过向已经从事这种投资的公共金融机构注入一部分资金来提升增加其贡献。

官联基金完成政府任务

而一些战略投资基金可能就是答案。这些由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全部或部分持有的基金根据“双重底线”进行投资，可以分别根据财务收支状况以及对社会和环境影响来衡量其绩效。

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包括印度、爱尔兰、菲律宾甚至塞内加尔等多个不同经济体，已建立了近36个战略投资基金。

这些投资基金是扮演着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中介机构角色的股权投资者，通常独立运作，但执行的是政府定义的任务。

基金主要由私营部门的专业人士组建，其中许多人已经实现了高水平的私营部门共同投资，从而扩大了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池。

例如，去年10月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就宣布，与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的阿布扎比投资局达成一项价值10亿美元（39.2亿令吉）的交易。该协议将帮助印度资助一系列关键基础设施升级。

提升实体专业度鼓励竞争

作为公共资本的持有者，多边发展银行和开发融资机构可以通过向各个运作良好的战略投资基金部署资本而将资产转为“耐心股权”。

它们可以提供贷款帮助政府实现其战略投资基金的资本化，要么直接资本化，要么在项目层面共同投资。

通过把资金注入最强大的参与者，每个实体都可以提升专业度并鼓励竞争。

虽然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在内的一些开发融资机构已经在与战略投资基金合作，但仍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

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融资机构明智地加大了动员私人资本的力度，而向基础设施早期阶段股权投资的转变以及与战略投资基金的接触可能会大大加强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增加了世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能性。